郭建龙先生新著《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将地理大发现至鸦片战争之间的三百年，加以分期。在第一个一百年里，中国充满了好奇与试探，接纳了先进的知识。明嘉靖朝初期，沿海葡萄牙人的出现，给大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广东、浙江、福建等地，葡萄牙人的舰船与火炮，向大明展示了威力，也刺激了一批士大夫，乃至喊出了“师佛郎机以制佛郎机”。晚明时期，涌现的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接受西方器物文明的士大夫阶层，只是明朝体系中的极少数，以满足明廷对天文、战争、历法的需求。在士大夫的认知之中，中华仍然以文化先进居于朝贡体系之中心。如利玛窦等传教士，被视为是从文化落后的朝贡国仰慕而来。

在第二个一百年里，随着明清易代，西学知识在颠簸中继续传播，直到被一个聪明的皇帝（康熙帝）利用，但最终在一个保守的皇帝（雍正帝）手中落下帷幕。明清鼎革后，传教士延续利玛窦等人的做法。一方面，在礼俗上继续做出变通；另一方面，则走宫廷路线，以天文、历法、数学、绘画、医学、机械等知识为中国皇帝服务。此举获得了成功，汤若望、南怀仁等耶稣会士获得清廷信任，被委以官职，以各种西方知识服务清廷。但传教士带来的学问，只能局限在器物范围，不能威胁到中华文化的根本“道”。至于这个“道”，则以儒家思想为主体，以华夏中心说为核心，以中央集权机制为表现，被视为是万年不变、最为先进的文化之道。

在第三个一百年里，至乾隆帝时期，完成了盛世下的文化闭锁。中国已经没有了西学知识，只有自大，即便这样，了解西方的中国人并不少，只是由于朝廷将外界的消息过滤，留给皇帝的只有万年永固的朝贡天下体制。由此郭建龙先生认为，从大航海至工业革命，中国一度有机会去学习西方，在技术、资金、商业上向世界开放，但中国浪费了三百年的时间与机会。而清代的“闭关锁国”，是在部分贸易的前提下，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出台各种政策，让对外贸易变得困难重重。之所以如此，乃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对开放天然性的抵触，皇帝更倾向于禁止百姓接触海外新事物、学习新知识，将百姓封闭在信息大坝中，最终产生对世界的厌恶与轻视。

清廷的“闭关锁国”，要从经济与思想两个角度来解析。

在经济领域，清代谈不上“闭关锁国”，持续通过海外贸易获取了海量白银。可以说，在对外贸易上，清廷并不排斥。但对外贸易的前提却是，西方人需要有条件才能走进来，更要限制中国人走出去。

在思想领域，清廷却严防死守，杜绝任何新思想体系带来的冲击，这才是清代“闭关锁国”的真相。清代的“闭关锁国”，实际上是在文化上锁死系统。为此，一方面，对来华贸易的洋商，清廷施以种种禁锢，嘉庆帝曾明确宣告：“西洋人等除贸易而外，如有私行逗留讲经传教等事，即随时饬禁。”另一方面，对于华人出海贸易，清廷重拳加以打压。对在海外久居不归的华人，清廷格外警惕，“若不严加惩儆，恐内地民人，习以为常，出洋滋事”。每当华人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王朝就会予以打压、剿灭，商业力量不断被旧制度所绞杀。

清廷在经济上与外界有条件交往，获得现实利益，在思想体系上严防死守，不容产生丝毫异变，维持朝贡天下、王朝统治的是千年一律的华夏文化优越感。而西方人则努力接触中国，更想一窥帝国内部虚实，以期展开自由贸易，却又因为思想层面的因素，遭到清廷的排斥，中西方两种不同思维的碰撞，终将引发冲突。

哪怕经过鸦片战争，国门被利炮轰开之后，中国在对西方各国的学习中，依然强调“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依然坚持中华文化无上的崇高性。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恪守中华文化无上优越的观念，并将西方的技术斥之为雕虫小技，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坚守，使得知识分子眼中西方之强大，之领先于中国的，只是它的科技；而中国的文化将一直是优于西方且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此种思维深入血脉，难以根除。

中国民间社会之中，从来不缺海洋文化与冒险精神，中华文明对外的交流，很大程度上来自民间自发的对外探险。但经由民间商业行为所出现的新阶层、涌现的新思想，冲击人心，削弱统治，这是历代王朝所不能容忍的，必须时刻加以打击。

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最常见的观点是，清廷格外仇视外国人，于是采取各种措施，对西方各国来华商人进行打压，排斥商业贸易，以保持清廷与世隔绝的状态。然而，将洋商与华商的处境加以比较，则可以清晰看出，清廷对于本国商人的打压更甚，洋商在贸易中享受到了相当多的优待，堪为超国民待遇。

自好望角及新大陆被发现之后，欧洲各国先后认识到，国内经济只有与固有农业所匹配的粮食产量，而通过国际贸易才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转变，创造更多的财富，才能改变每个人的命运，普惠民生，故而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可是，此时的清廷却沉迷于天朝大国的荣耀之中。清廷可以为了维持朝贡天下的秩序，为了帝国的面子、皇帝的荣耀发动一次次战争，却不会为了海外贸易而发动战争，更不会以武力去支持华商扬帆四海。国际贸易给欧洲带来了整个社会的革命，但在中国，对外贸易带来海量白银的流入，只是强化了大清王朝的造血能力。虽有数字上的增长，但没有社会层面的变革，王朝一切依然。

对于清廷的对外政策，往昔多以“闭关锁国”加以概括，但清廷算不上完全的“闭关锁国”，在经济上处于“你来我不往”、在精神上处于“自我麻醉”的状态，他们无心于外部发生的一切，更不关心海外贸易的开拓。清廷的统治者甚至连自己国内的经济事务都不大了解，遑论对外贸易了。而英国伦敦、荷兰阿姆斯特丹则收集来自全世界的情报，全力营建着海上舰队，预备为商业贸易发起一次次对外战争，开拓全球。（作者系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

郭建龙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