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士自愿守护莫高窟几十载，余秋雨评价其为罪人，他何罪之有？
我国当代文化史学家余秋雨，在其成名作《文化苦旅》中，有一篇《道士塔》，文中这样写道“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这个所谓的罪人，指的是谁呢，自然是看护莫高窟的王道士，然而在王道士墓碑上面却赫然刻着“功垂百世”4个大字。
为什么对一个人却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清理石窟，无意发现藏经洞
王道士，本名王圆箓，湖北麻城人。他本是贫苦出身，迫于生计，四处流浪，光绪初年，来到肃州巡防营当兵。后来由于机缘巧合，他开始信奉道教，便离开了军队，去过游历的生活。
1897年，王道士来到了莫高窟，昔日的繁荣景象却变成了一片破败，很多洞口应坍塌，底层的洞穴早已被黄沙掩埋。面对如此颓废之象，王道士却选择留了下来，他要做什么呢？
他想让莫高窟恢复其昔日的光辉，但他只是一个穷道士，于是，他每天出去化缘，将得来的钱财，用于莫高窟的维护，他还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将洞穴里沙石清理出去。
1900年，王道士无意中发现一个洞窟的一侧墙壁是空的，他好奇地将墙壁敲开，原来里面存放着几万卷资料，有经文、绘画等等。
对于敦煌文物，从上到下无人接手
王道士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也知道，洞窟墙壁里珍藏的必然是好东西。他一个老百姓，自然是无法处置这些文物，就赶紧从中拿了2卷经文，徒步50里，来到了敦煌县衙。
看着王道士拿来发了黄的纸，县令严泽把脸一黑，随手把经文撕了，然后扔在地上、甩袖离去。
王道士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回到了莫高窟，思来想去，决定先将这些东西保管起来，看好就行了。
2年后，得知换了县令，王道士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又抱着几卷经文，二次来到敦煌县衙。
新任县令汪宗瀚是进士出身，还对金石学颇有研究，看了经文，深知这批文物的价值，随即向甘肃学台、金石学家叶昌炽报告，想将文物运到兰州保管，但是藩台大人认为运费太高，如果运输途中遇到不测，担心自己掉了乌纱帽。
叶昌炽只得上书朝廷，谁知清政府下旨，由敦煌县令处理。汪宗瀚同样怕中间出现什么变故，影响自己的仕途，就命令王道士，就地封存。
既然县令这样说了，王道士当然知道了这东西的重要性，但是就凭他一个道士，如何能保护好。考虑再三，他用毛驴装了2箱经文，一路化缘、一路奔波，到了肃州，怎料道台大人廷栋看了看经文，说了一句：这卷上的字还不如我的字好。
无奈之下，王道士只能再回莫高窟，他将希望寄托在最后一个人身上，他写信给慈禧老佛爷，他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信件却是石沉大海。
外国人买走部分敦煌文物，他便是千古罪人
王道士一直都希望将敦煌文物交给政府来保存，但是，他等了7年都没有任何一级官员来接手，但他却等到了外国人。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到莫高窟，当他看到这些文物时，非常清楚其中的文化和历史研究价值，他想出高价买走，自然是遭到了王道士的拒绝。
后来，斯坦因就以玄奘的忠实信徒自称，骗取了王道士的信任，在与王道士的交流中，斯坦因还经常表示出对敦煌文物的担心和惋惜，从而让王道士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
然后，斯坦因多次规劝王道士，说由自己来保管这些文物。最后，王道士卖给了斯坦因5箱文物和24卷经文。
紧接着，精通汉语的法国人伯希和也来到了莫高窟，他点了一盏灯，在洞穴里看了3周的经卷，更明白其中的价值，他也拿钱买走了一部分。
因此，王道士也背上了“千古罪人”的骂名。
将敦煌文物交于官方才是真正的浩劫
斯坦因、希伯将敦煌文物带出中国之前，地方政府为他们开具了凭证，还派官兵沿路护送，依然没有重视起这批文物的价值。
直到他们再次来到中国，将部分敦煌文物的影印本交给中国学者，这时，清政府才知道在莫高窟中有一个藏经洞。
于是，清政府命令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将剩余的经卷全部运送到北京。王道士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他急切盼望着将这些文物由国家来保存，但是他再一次想错了。
在运送敦煌文物的过程中，每经过一地，当地的官员便从中会拿走一部分，因为他们已然知道其中的价值，这样到了北京，几万册经卷，只剩下了8757卷，然后存放在京师图书馆。
如果王道士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估计他无论如何也不会一次次地去寻找那些官员了，在他看管的期间，从未发生过丢失的事情，或许，他还不如将洞封起来，永远不让外人知道。
是护宝功臣还是罪人一目了然，欠其一个道歉
在余先生眼里，“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事实却是：王道士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保护莫高窟的人类文明。
当年，他确实将文物卖给了斯坦因、伯希和等外国人，但因此得来的钱财，他都用在了保护洞窟上，而没有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
余先生认为，王道士将文物卖给外国人，其对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但真正让莫高窟文物经受浩劫的不是王道士，而是清政府的各级官员。
被斯坦因和希伯带到国外的敦煌文物，至今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英国和法国的博物馆里，而送往北京在沿途散失的敦煌文物却早已没了踪影。
《道士塔》中这样说到，“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这句话，不是余先生想问，估计王道士自己也想问问，为什么他等待多年，没有文官来问津这些文物。
扪心自问，如果没有王道士的看管，估计这批敦煌文物早就荡然无存。
斯坦因在《西域考古图记》中这样描述王道士：他将全部心智都投入到了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往日的辉煌。
究竟该如何评价王道士，国内的一些史学专家说：余先生欠他一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