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个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中，汉字的存在是这个长河之中熠熠生辉的存在，它的字形变化，意思变化，无一不承载着我们华夏儿女的思想变化。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写到：“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

纵观古今，中国对于外国人的称呼有西狄、北戎、南蛮和东夷等，而这其中使用最广泛的便是“夷”，因为这个字在很大程度上泛指了所有外国人，如“华夷之辨”，就是将中国与“外国”做了一个划分，“华”指中国，“夷”指外国。

而在近现代，19世纪中后期，我国受尽了屈辱。在与西方列强社交之时，我国用以泛指外国人的“夷”字却给这些列强带来了大大的不满，英国人甚至是趁着第二次鸦片战争胜利之时，在《天津条约》中提出了禁止使用“夷”字这一条约，这个字从商朝时期被造出来，已经伴随着中国人几千年的时间，英国人这又到底是为何呢？

“夷”这个字，在汉代的《说文解字》中有着这样的记载：“夷，从大从弓”，这也就是说“夷”是由“大”和“弓”两个字组成的，而这个字的组成也展现出了东夷人善箭术的特点。但“夷”字在甲骨文中的组成却和汉代的《说文解字》不同，甲骨文中是由“弓”和“矢”组成，因此，有学者认为“大则矢之讹变也”。

更是认为《说文解字》中的“从大从弓”应该更改为“从矢从弓”，认为这才是“夷”的本意。但无论是哪一个，这个字都不是贬义的，这只是一种客观描述。有学者研究甲骨文发现，“夷”在很多时候被写作为“人”，于是他们认为“人”在最初的时候是为“夷”，两个字就如我们学习的“通假字”一般，意思是相同的。

但是这二字的意思与古时已经大不相同，“人”在当下是指生物物种中的“智人”，也就是人类。而在甲骨文中的“人”是泛指奴隶和平民，而贵族之间则是以名相称。“人”也是在商朝社会中下层人物的身份标志，因此同“人”有着相同意义的“夷”在那个时候就是一种贬低的称呼。

在近代，1832年的“胡夏米事件”成为了人们心中的一次痛。这次事件中，胡夏米在到达上海之时由苏松道台吴其泰接见，但这一次的见面并不愉快，其原因便是吴其泰在拒绝了胡夏米的贸易请求之后，在交谈过程中将胡夏米称为夷人，他们的商船也就成为了夷船。

本来对于贸易请求被拒早有意料，但没想到的是，吴其泰却将他称为夷人，作为“中国通”的他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并要求吴其泰改口。而吴其泰认为这是中国历来对外国的称呼，他还告诉胡夏米不要太过大惊小怪，胡夏米则是用苏东坡的话“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如禽兽然”对他进行了反驳，但最终这件事情还是不了了之。

到了1852年，英国公使文翰向两广总督柏贵提出，在文件中不能使用“夷”的要求，柏贵对此也感到特别的迷惑，心想这英国怎么连写字也要管呢？后来才知道“夷”翻译成英文之后是野蛮人、未开化之人的意思，带有极大的贬低性。

但是清朝是以“天国上朝”而自居的，虽然在第一次的鸦片战争中失败，但是“骄傲”的清朝并没有将这些“洋夷”放在眼里，柏贵当然也没有将理会文翰提出来的要求。随着1858年英法联军侵华，清朝签订了不少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在《天津条约中》的第51条规定就是：“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朝的自大也几乎完全被磨灭掉，自此之后便是“唯洋是从”，自卑到了骨子里，而对于西方列强的称呼也从“洋夷”变为“洋人”、“洋大人”等。一个“夷”字，便能看见这么多的历史，由此可见我们中国汉字的魅力，也能看出中国字的珍贵，这里面蕴含的都是我国的文明财富，也是我国的文明史历程。

中国字的世界里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当我们去慢慢地研究这些美丽的字符之时，我们对于中华的文化和发展也会有更加深层次的理解。

参考资料：

《说文解字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