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的春秋战国，最终是秦笑到了最后，兼并了其他诸侯，建立了大一统的王朝。而分析原因也不难理解，一个是从公元前350年开始的商鞅变法，从此秦国国力大幅度提升，从而有了雄厚的财力。第二个是秦国运气属实不错，后期接连出了几个明君，秦昭襄王、秦惠文王再到秦始皇嬴政，都是雄才大略之主。

很少有人料到的是，秦之所以能够吞并六国，竟然和《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祖先有着密切的关系，司马错，秦国名将，太史公的八世祖。

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果，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为底蕴深厚，不然像七雄之一的韩国一样，就算进行了申不害变法，然而毕竟地盘只有那么一点，局限性很高。

而早在公元前623年，秦国第九位国君秦穆公就出兵关西，开辟千里土地，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但对于秦国的危急局面而言，却依然没有改变。

单单从地图上，就不难看出秦国的局限性，秦国的祖先，本来是商纣时期大臣，参与叛乱后被周平王提拔为护卫，允许在边疆铸造城池，并且拥有铁器，除此之外，周天子还将被西戎占据的大量土地赏赐给了秦国，然而这不过是画大饼而已，之后才因为养马有功，才将秦国国君提升到侯的爵位。

秦国要想称雄，首先受到了地理上的限制，作为拱卫周天子的第一道屏障，他们随时随地要面对西戎的威胁，这导致秦国历代国君采取联姻的做法，为此没少受到东方六国的嘲笑。

司马错，生卒年不详，秦惠文王时期的谋臣，尽管在他任期之内，秦国发展壮大不少，但几乎没有诸侯会将偏远的秦当作逐鹿中原的头号竞争对手，而到了公元前316年，发生了一件决定秦国命运的大事。

当时的秦惠文王，打算扩充土地，将处于中原，势力又比较弱小的韩国当成首要目标，结果南方的巴国和蜀国之间爆发战争，却都找秦国帮忙，秦惠文王又将目光瞄向了蜀国，但是他又担心韩国的偷袭，随后展开了军事会议，群臣之间也是争论不休。“秦惠王欲先伐韩，後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

其中以丞相张仪为主的一帮人，极力主张攻打韩国，理由也很简单，韩国能够成为进入中原的敲门砖，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大伙纷纷附合，然而司马错却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此时的秦军，尚且不能和中原诸侯所对抗，一旦将韩国作为目标，很有可能会被当成众矢之的，不如先将蜀国作为自己的根基，进一步扩充国力，再为将来做打算。

“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

司马错的一番话，打动了秦王，在此之后，他随即被任命为大将，进军蜀国，迫使其投降，秦国国力进一步强盛，在此之后，司马错又于前289年和前280年进攻魏楚，先后攻占了其60座城池。

相比较商鞅白起等人，司马错的存在感并不高，然而正如刘禹锡所写下“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但是司马错提倡秦国占据巴蜀的决策，却成为最妙的一步棋。

巴蜀拥有着大量人口和耕地，为秦国带来了勃勃生机：“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於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馀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馀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关。”这一段年代，也正是苏秦佩戴六国相印，组建反秦合纵联盟的时期，巴蜀地区帮助秦抵挡住了十多年的压力，成功拖到了联盟的破灭，正如《华阳国志》所写：“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出蜀道的秦军因此获得了楚国大量土，司马错的功绩的确不能让人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