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诞生了很多有名的词语：倒戈相向、血流漂橹、吊民伐罪、 替天行道、牝鸡司晨等，但除了这些，我们似乎只知道战车、倒戈、自焚这几个关键词。牧野之战到底如何?传说中的商纣十余万大军是否存在?商人倒戈相向的原因是什么?周军真的如史书记载的那样“载歌载舞”的进了朝歌吗? 正义之师又将如何处置商人?

首先，我们得清楚商军是如何保卫商长达六百年的太平。

商朝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常备军。商朝各贵族都练习武艺，普通人有兵役义务，战时，常由普通人根据各自所属的姓氏集团组成军团，由该姓的族长作为指挥官，商王命一位统帅指挥各个族长。商军组织严密，指挥体系分明。其战斗力主要源于装备和组织，兵器高度统一，大致分为矛、戈和弓。作战时，商军的核心单位是车兵，相较于同时期中东地区的车，商的车体积更大，一般是一车二马。车上三人，居中者为御手，居左者持弓，居右者持戈。 / 指挥官在车上指挥，极可能是持弓之人，车周围有若干随从人员。

商朝军队最基本的编制是一百人，具体称谓不明，可以看作类似连级的基层作战单位，即一个小队。中层编制是三百人，拥有三个基层作战单位。 根据卜辞“王作三师左右中”、“左右中人三百” 的记载，可以认为在三百人编制的基础上可能还有一级编制，但具体名称不详。有的专家认为是“师”， 但从卜辞中得知商军出征后，无论是三千人、五千人，还是一万人，似乎都称之为师，可见“师”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编制。

这种编制形式有着封建领主的典型特点。所有战斗人员围绕贵族领主展开，身份上有较大的差异，是一种建立在土地制度上的军事制度，类似西方的骑士阶层，这也是早期文明都釆取的军事制度。但这种编制也有问题，最为致命的就是数量问题。这种编制下的部队人数不可能太多，如果连续作战，人数消耗到一定程度后，短期内难以恢复，尤其是作为指挥官的贵族阶层， 可能伤亡会很大。其次，每个小队只对自己的指挥官负责，如果某位指挥官对商王的统治失去了信心就可能叛变，且其部队也会随他而去。

毫无疑问，周在与商结盟期间不仅学到了商的生产技术，也学到了商的军事管理。灭商后，周的军队釆取了与商军一模一样的基层编制，也是一百人一小队，三百人一大队。与商不同的是，周有“师”这个固定编制，一个师由八个大队组成。

关于牧野之战，我们需要分析两个问题：商军和周军各自到底有多少人， 双方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一般记载纣王征调的奴隶和俘虏共计十七万人，周武王征调的是三万三千人。

先来看看纣王的十七万大军。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这是绝不可能的， 在那个年代，不要说调动十七万人，就是调动七万人也是一件不可想象的工 程。据考证，商代末期，殷墟居民总数大约为十四万六千人。

如果真的抽调十七万人，几乎意味着全国适龄的男性青年放弃劳作来到战场，就算如此， 何来这么多武器?《泰誓》中武王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余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这句话提到商纣有百万人，但离心离德。百万，这基本是商王朝的总人口数。试问，一个国家只有百万人，怎么会为了一场战争调集十七万人呢？相当于全国20%的人去战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要知道， 西周全盛时期兵力也只有四万人左右，疆域较西周狭小的商哪来的十七万人的部队?甲骨文记载中，商王兵力最强的一次是有两万人出征。

考虑到商军常年征伐，且此时主力(保守估计也有五千至一万人)已前往讨伐东夷，那么， 留守国都的最多有一万人。奴隶和战俘有可能会进入战场从事一些后勤方面 的工作，但很难想象他们会被释放并拿起武器保卫商。因此，商纣能调动的 兵力应该在一万至一万五千人之间。

我们知道，武王出征时带了三千人和约三百辆车，按照每辆车上三人算， 总人数大概在四千多人。这几乎是周所能调派的最大兵力。但在牧野与纣王对峙的绝不止这四千人，周每个盟国即使只来一千人，也会有一支八千人左右的军队。 当然，我们可能高估了那些盟国的实力，实际派出的人可能没这么多，但也不会太少。周军的人数应该在八千至一万两千人之间。商周两军兵力实际差距应为两千至七千人，比较可能的差距会是三千人。

再来看战斗力。我们通常认为周军都是精锐，商军都是拼凑的。虽然商军构成复杂，但商朝平民可以挥动长戈，因为挥舞镰刀的农民挥起长戈来也不会差太多。参加过战斗的商军老兵也会有一些，不过数量不会太大，但这个差距是可以用数量来弥补的。

在那个年代，军力其实是由战车数量决定的，即战车数量的多少决定了战场突击能力的高低。周军有三百辆车，商军有多少辆呢?这个，我们不得而知。商征东夷的部队带走了大量战车应该是事实，因此，牧野之战中商的战车数量恐怕不会很多。而且，我们得明白一个问题：即使商的战车数量比周的战车数量多，均摊到一万人头上，单位密度也会很低，想要集中使用很难。而周虽然只有三百辆战车，但部队只有三千人左右，可以保障突击密度。在那个不能有效抑制战车突击的年代，如果两者相遇，商是比较吃亏的。

夏商周时代的战争以野战为主，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的城市规模有限，目前考古发现的商末规模第二大的城市郑州商城，城墙周长为7公里，各边长度为1.7公里，城区面积约2.9平方公里，和颐和园公园大小类似。殷墟考古只在王城发现壕沟，没有建城墙。二是那时的物质有限，防守方比进攻方面临更大的压力。故而纣王选择野战，对抗周朝的入侵。

从这个分析看来，商周之间的军事对比并不夸张，商在总兵力上占优，但这种优势并不突出；周及其盟军在突击力量上占有一定优势。如果纣王想抵消这种优势，必须先于周军发动进攻。但对纣王来说，此时最重要的是利用手中这支部队拖延时间，等大部队归来，或者与周军进入持久战——到时，周军及其联盟就会因内部矛盾而自动瓦解。无论原因是什么，由于文献匮乏，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总之，公元前1046年2月27日上午，两支强大的军队在牧野平原相逢。

史书对战斗的经过介绍得相对简单。多数资料提到武王清晨誓师，做完《牧 誓》后命吕尚率军冲杀，自己带领大部队紧随其后，商纣的军队“崩而叛之”。 纣王退回朝歌，眼看大势已去便浑身佩戴珠玉，自焚身亡。这短短的几句话 不能提供给我们太多信息。不过，可以通过一些分析推测当时的情况，从最近出土的《利篡》铭文中“克，昏夙有商”的记载看，双方的战争持续了不到一天，因而商军内部发生反叛的可能性很大。事情的经过很可能是这样的：

纣王居于守势，而武王必须要打破这种态势。清晨，武王做了最后的动员后，命令吕尚(姜子牙)率先锋部队冲锋，自己则率主力紧随其后，同时， 周盟国军队也全力向商军冲去。商军可能击退了姜子牙的进攻，但由于战车的强大冲击力，纣王的部队防线被突破。

双方的战车对决中，商军战车因无法集中而失败。周的盟军士兵穿着五花八门的服饰，有的还带着恐怖的面具，在商军面前呼啸冲锋。没有受过训练的商军受到刺激，士气一落千丈，开始崩溃。一些平素和纣王不睦的商朝贵族看到这个场面，乘机掉转车头，向纣王冲去。这对纣王的打击是致命的，因为在战场上，纣王无法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多少人叛变。他可能因此判断错误，只身逃回了朝歌。纣王对那些叛乱的贵族充满了怨恨，他将象征权威的玉戴在身上，点火自焚，在熊熊烈火中终结了自己坎坷的一生，也结束了商王朝的命运。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1046年2月29日，武王进入朝歌，抓获妲己，并找到纣王尸体，斩下尸体的头颅为父亲报仇。纣王在战败当天就撤回朝歌自杀了, 可见战场与朝歌的距离并不远，依照常规，武王应该当天就追击纣王。可武王为何没去朝歌?那两天他都干了些什么?

一种可能是，战场上的商军并未完全逃走。史载，这场仗从上午厮杀到下午，忠于纣王的商军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们想到自己作为战俘被斩杀祭祀时周人的快意，他们可能宁愿战死也不投降。到朝歌附近后，周和盟军开始搜捕一些没有投靠周的商人，他们是战争中重要的战利品。尤其是周的盟国, 这也许是他们出兵的条件之一。经过两天时间后，武王的军队才最终肃清反抗的商人进入朝歌肆意凌虐纣王的尸体。

战败的纣王死了，周军和盟军占领了商的都城，但都城附近商人的实力仍旧不可小觑。此外，商朝在都城之外的残存部队和仍旧效忠于商朝的诸侯力量周王朝也很难一一肃清。牧野之战胜利了，但如何利用这胜利开创一个新时代，这是周人最大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