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在1925年结为夫妻，携手走过了51年的岁月，成为人人羡慕的模范夫妻。

其实，在邓颖超之前，周恩来曾经拒绝了两次婚姻，一次是名门之女，一次是初恋女友，最后才选择了邓颖超。

早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周恩来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社会活动，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后来学校给他的评语说：

“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这样的优秀人才，自然也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南开中学的创始人严范孙。

这位严范孙先生，是我国近代非常著名的教育家，早年考中过进士，担任过翰林院编修、学部侍郎，掌管全国的教育事业，而且，严范孙还主张实行新式教育，与张伯苓等人一起创办了南开小学、南开中学、南开大学，被誉为“南开校父”。

严范孙对才华横溢的周恩来非常器重，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时，周恩来当时正在日本，严范孙特地派人去通知他，请他回国，免试入读南开大学。

当时，周恩来在日本生活得很不如意，两次考学都没考上，接到严范孙的邀请后，就毅然回国，进入了南开大学读书。

周恩来回来后，严范孙特地在家里设宴款待他，还邀请了张伯苓、黄郛、直隶教育厅厅长等人一起陪同，足见他对周恩来的青睐。

后来，严范孙对周恩来越看越顺眼，就托人去向周恩来提亲，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在很多人看来，成为严范孙的乘龙快婿，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前途不可限量，用现在的话，就是“至少少奋斗30年”。

但是，周恩来却婉言谢绝了。

关于自己为什么要拒绝这门亲事，周恩来曾对同学张鸿浩解释过：

“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因为成绩好，做了免费生，但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在周恩来看来，如果成为严范孙的女婿，固然可以早点走向成功，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严家的管束，自己日后有什么想法，也需要得到严家的同意，这无疑是一位有志青年不能接受的。

因此，周恩来毅然推辞了这门亲事，决心要靠自己的能力，开创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

不过，严范孙也是一位非常开明的人，爱才心切，虽然周恩来没有同意这门亲事，严范孙仍然对他非常器重，后来还亲自出钱，资助他去欧洲留学。

周恩来在欧洲期间，因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到了国内很多人的诋毁，但严范孙仍然对他非常支持，照常给他寄去费用，支持他的革命事业。

对严范孙的大义之举，周恩来自然也是非常感激，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有一次宴请老校长张伯苓，还提起了早已过世的严范孙，动情地说：

“我在欧洲时，有人对严老先生说，不要帮助周恩来了，他参加了共产党。老先生说‘人各有志’，这话是颇有见识的。他是清朝的官，能说出这种话，我对他很感激。”

周恩来第二次拒绝婚姻，就是他的初恋女友张若名。

周恩来在年轻时，曾经是主张“不婚主义”的，认为爱情是美好的，发自真情的，但婚姻却只是为了传宗接代，把人困在家庭里，跟自己的革命思想格格不入，因此，周恩来在创建“觉悟社”时，就明确规定，大家不谈婚姻。

但是，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周恩来受到了李卜克内西与卢森堡夫妇的影响，觉得革命家也需要有家庭，如果能有一个互相扶持的革命伴侣，对革命事业更加有意义。

于是，周恩来的思想就产生了很大的转变，抛弃了“不婚主义”思想。

其实，早在天津求学时期，周恩来就有一位不是女友的女友，名叫张若名。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周恩来立志要献身于革命，不提倡谈情说爱，自然也不会交女朋友，但是，在大家的眼中，周恩来与张若名却是天生的一对，郎才女貌，非常般配。

邓颖超后来就曾回忆说：

“当时大家都认为，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张若名也是“觉悟社”的成员，后来也跟着周恩来一起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如果周恩来要找一位伴侣的话，张若名自然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周恩来改变了主意。

在1924年1月，列宁去世后，法国共产党举行了一次追悼大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也派张若名参加，结果张若名受到了法国政府的驱逐，好不容易才得以继续留在法国。

另外，张若名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也受到了党组织的审查，让她非常苦恼。

这些事堆积在一起，让张若名感到非常委屈，最后愤而退出了组织。

这件事，张若名虽然是有苦衷的，但是在周恩来看来，这却是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表现。

既然选择了革命事业，就不能中途退出，即使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也要坚持走下去，坚信早晚会得到平反，而张若名因为受到了一点委屈，就愤而退出组织，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因此，周恩来对张若名的印象大打折扣，认为她不适合做自己的革命伴侣，从此就跟她疏远了。

建国后，周总理有一次跟侄女周秉德说起自己的爱情观，说：

“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

当时，邓颖超也在旁边，笑着说：

“怪不得那时候突然连连接到你的信呢！”

这就是周恩来的爱情观，两个人不仅要在感情上两情相悦，还要有共同的伟大的目标，把个人感情与革命事业结合起来，才能得到持久的、永恒的婚姻。

后来，邓颖超也说过：

“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谁的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

至于张若名，退出组织后，留在法国专心读书，后来考取了法国里昂大学的博士学位，还与同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了婚，成为中国第一对“博士夫妻”。

回国后，张若名相继在中法大学、云南大学任教，建国后周总理去云南视察时，还特地接见了张若名夫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