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950年左右的周穆王时代，周王国西征犬戎的同时，遭遇到淮夷的背后袭击，虽然周王师及时回援，稳住了东方的形势，但也仅仅只是打败徐国，令其臣服，并不能彻底攻灭徐国。

徐国为首的淮夷经此一败，也老实了一段时间。大约从周穆王十六年起（约公元前947年），直到穆王的孙子周懿王时代，前后50余年，周王国的东南方都保持了安定的局面。

这种安定的局面，与成王中后期和康王前期类似。也因此，周穆王时代也被视为西周历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

在这个中兴时期，还留下了周穆王西行的传说。在这个传说中，周穆王一直西行到「昆仑之丘」，在「瑶池」之畔会见了西王母。那么，这个传说是否属实，或者是否有原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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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西行事件，主要记载于《穆天子传》中，《竹书纪年》中也有相关记载。巧合的是，这两部书都来自于西晋时期汲郡的战国古墓中，属于「汲冢古文」系列。既然这两部书对穆王西行的事情都有记载，那么穆王西行的可能性就存在了。

穆王西行，以及涉及到的昆仑之丘、西王母、瑶池，是很多人都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对于昆仑之丘、瑶池位于哪里，西王母又是什么人物，说法实在很多。

甚至有一些猎奇者，把昆仑、瑶池的位置，与新疆甚至苏美尔、埃及联系起来。

按照西周中期的势力范围来看，别说埃及了，就是到新疆都是不可能的。

在《穆天子传》中也记载，穆王西行去时一万四千里，回来时是一万里。按照一万里来算，从洛邑向西的航空距离，可以抵达中亚的咸海、里海一带。但这只是直线距离，而且还是按照现代的里程单位来计算的。

西周时期的一里约等于现在的400多米，所以穆王西行万里，实质相当于现在的四千公里左右。此外，穆王西行并不是像今天一样乘飞机或者走高速，而是要在黄土高原崎岖的盘山道上左弯右绕。更主要的是，穆王如果西行，必然是要巡视西北方的犬戎各部，重复行路是免不了的，而且路线更加曲折，所以这4000多公里的单线总路程，可能航空距离连一半都不到。

这样算下来的话，再结合西周势力范围没有超过河西走廊来看，穆王西行达到的昆仑之丘，很可能就是河西走廊南侧的祁连山，而瑶池，很可能就是河西走廊的某个上古湖泊，或者祁连山南麓的青海湖。西王母，则是当地一个比较大的西羌部落的女性酋长。

穆王西行的传说，不是我们重点考证的内容，而且资料缺乏，也很难考证出什么结果。那就让我们回到中原，回到周王国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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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王在位三十九年，约公元前924年去世，他的儿子继位，是为周恭王，史记中记载为周共王。

相比他的父亲来说，周恭王算是一位守成之君，就像前文说的那样，淮夷被揍老实了，犬戎也正常朝觐纳贡，四海升平，天下安定。

恭王在位期间，值得一提的两个插曲，一个是位于周王畿西北方、泾河中游的密国，被恭王攻灭。这段历史在《竹书纪年》和《史记》中都有记载。

另一个是恭王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显示，周王的封臣用土地来交换财物，比如裘卫盉、九祀卫鼎和倗生簋，其中后两者显示的土地交易，并没有通过周王国的官方认证。

这透露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出现了变化。

众所周知，西周的土地制度是著名的井田制。比较流行的解释是，一个贵族的土地分成九块，周围八块是隶农的私田，中间一块是贵族老爷的公田，隶农需要去公田里无偿劳作，以此来抵消自己私田的田税，可以说是以劳代税。

但井田制实质上是后世儒家的说法，西周真正的土地制度，可以总结为「王田制」。也就是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所有权在周天子的手中。而后，天子之下的诸侯或封臣，拥有的是周天子分封或赏赐的土地使用权。当然，使用权不是白得的，诸侯和封臣是要给周天子上贡纳税的。

不过，西周时期的交通条件与后世是不能相比的，而且土地的产出也比较少。如果把粮食和物产运输到王都缴税，都不够路上吃的。所以诸侯与封臣也实行以劳代税的模式。当然，诸侯不可能千里迢迢去王畿的王田里劳作，他们的以劳代税，指的是义务为周王征战，并且自带干粮，以及武器军械。

虽然都是以劳代税，但封臣与诸侯还是有所不同的。诸侯距离远，以劳代税的比例高，不过也偶尔上贡物资。封臣在王畿内，距离近，以劳代税的比例低，要上贡的物资比较多。

而在诸侯与封臣这一等级，甚至要到大夫与士这个等级，才会出现隶农各分一块田地，然后到贵族老爷的田里义务劳动这种画面。

如果类比后世的话，西周中前期的这种土地制度，类似于唐朝中前期的均田制。被计口授田的农民，除了缴纳赋税外，还有一部分归属折冲府的军户，要义务服兵役，并且自带部分干粮，自备部分军械。

这种制度下，土地往往是不能随便交易的。而恭王时期出现土地交易，就意味着，王权所有制的公田，被逐渐变成私人所有的私田了。王室失去了王畿内的赋税来源，天子所掌握的财富资源也就越来越少了。与此同时，很多拥有天子所赐田地的王师军士，卖掉了田地之后，也无力支撑自己自带干粮、自备军械。

也就是说，一方面，天子直属的西六师、东八师，逐渐无力自己养活自己，需要王师「拨款」养活。另一方面，王室拥有的财富物资越来越少，越发难以养活王师军队。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土地总量没变啊，生产的财富哪里去了呢？很简单，进入了那些买了田地的贵族的私库去了。

这就像唐朝中期，均田制瓦解，军户组成的府兵，无力自己养活自己，朝廷丧失了大量税收来源，也无力养活府兵，最后不得不放开地方节度使截留赋税，自行募兵，盛唐气息从此不再。

不过对于西周来说，各地诸侯原本就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所不同的是，周王室仍然苦苦支撑，用越来越少的收入，供养越来越难养的王师军队。这势必导致一个结果，王师的战斗力不断下降，周王国本部的综合实力也逐渐变弱。

在这个基础上，周恭王时期天下太平，尚且能应付的过去，而到他儿子周懿王即位，一旦有战争发生，情况就不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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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恭王在位二十四年，于公元前900年去世，他的儿子姬囏即位，是为周懿王。第二年为周懿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99年。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在前面讲某王某年，对应的都是约公元前多少年，而周懿王元年，没有约了，就是公元前899年，为什么呢？这与一场天文现象有关。

《竹书纪年》记载，周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周懿王元年，郑地出现了天亮两次的现象。

天这么会亮两次呢？目前最靠谱的解释是，日出之前恰好发生了日全食，于是人们既没有看到日全食，又看到了原本变亮的天，由亮变黑，最终再次变亮，于是便形成了「天再旦」这一天文奇观。

而遇到天再旦这个奇观的，多是在郑地。西周的郑地并非后来中原的郑国，而是郑国的始封地——关中西部凤翔一带的郑地，也称作「西郑」。

天文学家根据这些信息推断，能让凤翔地区的古人在清晨日出前遇到日全食，并形成天再旦景观的，只有公元前899年4月21日的那一次日全食。所以，周懿王元年，也就确定是在公元前899年了。

周懿王即位后，天下已安定50余年，四方无战事，被周王国打败的犬戎和淮夷，经过半个世纪的生聚，又恢复了实力，开始伺机反周。除了这两者外，陕北高原与晋西山区的白狄，经历昭王、穆王、恭王时代70余年的时间，也逐渐壮大，对西周王畿形成威胁。

到周懿王七年（公元前893年），西戎南侵关中周王畿，戎人的军队甚至一度逼近镐京。周懿王十三年（公元前887年），狄人又入侵关中，一度入侵到岐邑一带。

这两次入侵记载于《竹书纪年》当中，《诗经》中则记录了周人反攻「猃狁」的历史，比如《小雅·采薇》中的「靡室靡家，猃狁之故」。这里面的猃狁，可能就是《竹书纪年》中记载的西戎。

在「太王迁岐上」一文中，简单分析过，猃狁与犬戎可能并非同一族群，犬戎与昆夷是一族两称，而猃狁则是「匈奴」或者「胡」的谐音称呼。

当然，这个说法是建立在语言学的分析上，不一定准确。也有说法认为，猃狁就是犬戎，或者是犬戎的一个分支，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至少在周人看来，猃狁与犬戎，都是戎人的一部分，而且由于他们都处在周王畿的西北方，所以也都被统称为西戎。

除了戎狄入侵关中以外，淮夷也又一次在东南方挑事。淮夷入侵的历史未见史书记载，而是记载于史密簋的铭文上。

面对西北与东南同时出现的边患，周懿王能否像他的爷爷周穆王那样左右开弓，一手揍戎狄，一手殴淮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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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否定的。

西周王田制度的瓦解导致周王室掌握的资源变少，王师的战斗力也日益下降。在反击淮夷之前，周懿王不得不先躲避戎狄的锋芒，把都城从镐京迁到镐京以西、岐邑以东的犬丘（今兴平一带）。

直到六年后的周懿王二十一年（公元前879年），周人才组织好军队，北上反攻猃狁。这场反击战的主帅是虢公，也就是当时的虢国君主，虢叔的后裔。

然而周人好几年准备的一场反击战，却以周师大败而告终。周人的军队可能损失惨重，经过前几年被戎狄入侵洗劫，再到这一次反击戎狄失败，难怪周人会喊出「靡室靡家」的哀叹。

西北战场失利，东南战场也不好过。史密簋铭文记载，淮夷中的卢夷、虎夷，联合中原地区的杞国（夏王族后裔）、舟国，攻打周国的东土，也就是中原以东的地区，可能在现在的山东一带。随后，师俗和史密分别率领齐国的军队反攻入侵者，并俘获了数百人。

但这场战役只局限在山东地区，真正与淮夷接壤的中原地区，尚且没有资料证实是否存在战争。不过，根据形势判断，战火都烧到了齐鲁大地，连周王国最东端的齐国都被动员起来了，中原必然也不会太平无事，而且更可能战事进行的相当艰难。

在战争失败的情况下，周人是不会去铸造青铜礼器去纪念战败的，这就是周懿王时期周与淮夷之战缺少青铜铭文记载的原因。当然，这只是推论，真实历史究竟如何，还有待新的考古发现。

在西北与东南两面受敌的情况下，周懿王应对乏力，最终忧郁而死。对于周懿王的在位年数，众说纷纭，《竹书纪年》记载为2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是8年，至于究竟是多少年，暂时也没有确切的结果。

不过可以确信一点的是，周懿王临终前，并没有把王位按照父死子继和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周恭王的弟弟，也就是比周懿王大不了多少岁的王叔，是为周孝王，青铜铭文记载为周考王。

这一次传位既不符合父死子继的原则，也不符合兄终弟及的原则。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为周懿王太子年幼，而周懿王又在「卫国战争」中表现的很差劲，不得不传位于年长的王族亲贵，以挽救周王朝所面临的危局。

那么，临危受命的周考王，能否发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的作用，带领周王朝摆脱眼前的危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