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安禄山在范阳郡（今京、津、涿州一带）起兵，后率10多万大军一路南下攻城掠地，安史之乱爆发。

有人说，安禄山敢这么做，是他野心膨胀了，既想当皇帝，又想抱得美人杨贵妃。

那么，原因就只是这两个吗？显然不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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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廷的角度出发，安禄山是逆臣贼子，不忠不义之人，也确实，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载，唐玄宗对他宠溺有加，杨贵妃甚至给他洗过澡，但他最后却背叛了他们，也背叛了朝廷，是个没良心的东西，可是，他的背叛，只能单方面怪他吗？

很显然，唐玄宗和朝廷也有问题，可以这么说，安禄山不出来谋反，肯定会有下一个什么人出来，一切都是人性使然，因为，谁要有安禄山那样的实力，只为朝夕，谁也会想过一把皇帝瘾，根本就无法抗拒。

唐玄宗统治时期，唐朝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可盛世之下却又危机重重，均田制遭到严重破坏，在南北朝时期就创立的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也随之遭到破坏，为解决这些问题，朝廷不得不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就是合法使用雇佣军。

可这一举措，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开元十年（722年），唐玄宗在唐朝边境地带设立十个兵镇，任命一个经略使和九个节度使去管理，节度使制与募兵制随之交合到一起，各种利益变的复杂起来。

经过10多年的发展，节度使的权势越来越大，最终控制住了雇佣兵，《新唐书》这样描述：节度使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

雇佣兵这些家伙，他们的利益只和雇主捆绑在一起，与国家、皇帝等已没有多大关系，怎么说呢，谁给他们发钱，他们就给谁卖命，他们只认钱不认人。

因而，节度使给他们发工资，他们当然只会听节度使的，不会听皇帝和朝廷的，这也是后来安禄山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

也是这个原因，最终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在节度使所管辖的范围内，他们名义上是地方长官，可实际上已经成为周代和汉初时期的独立王国之主，是拥有实权的地方之王。

天宝十年（751年），安禄山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从而，他一跃成为了包括平卢、范阳在内的三个地方的节度使，掌握着河北、吉林、山东等地，是众节度使里拥兵最多的一个，据说是近二十万，而朝廷只有不到十万。

这个时候，制度、皇帝权威等等对安禄山的影响已经不那么大，能压制作他野心的，只有忠君义国之良心道德，可这个东西，能有多可靠，又能有多大的约束力？

自己的兵比朝廷多，也比其他节度使多，换作你们，你们能不蠢蠢欲动？

可看出，制度和人事任免的变化，助长了安禄山的野心，为他的谋反创造了有利条件。

可话说回来，有实力就一定要造反，一定要与皇帝和天下为敌？那可是一次输不起的豪赌，仅是兵强人多，还不能让安禄山下决心谋反，还有其他的原因。

有没有想过，安史之乱的第二年，始作俑者、主谋安禄山就死了，可混乱还持续了几年，直到763年2月的昭觉寺之战后才得以结束，按理说，主谋一死，事件就会平息，为什么会持续这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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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过程中出现了这么一个怪现象，混乱前期，叛军和朝廷军的对比是约20万对15万，后期，是约30万对25万，叛军怎么越打越多？

从社会经济角度来剖析，或许能弄明白这个问题，还是回到之前提到的均田制遭破坏的问题上。

由于土地兼并的加速，导致了百姓迁徙和流亡，从而让从北魏时期就持续下来的均田制走向灭亡。

没田种就没饭吃，没饭吃就会出现治安问题，可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却用募兵制去取代府兵制，花重钱去养雇佣兵。

这些钱从哪里来呢？羊毛出在羊的身上，还不得从老百姓的身上盘剥？因而，徭役赋税一天比一天加重，这让百姓的日子愈加难过。

安禄山当节度使的河北一带，作为当时人口密集最多的地方之一，可也是徭役赋税最重的地区之一，群众苦不堪言。

他们的怨言越积越多，最终，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创造了社会氛围，给了安禄山叛乱的底气。

由此，叛军越打越多的问题就基本弄明白了。

民众都这样不满了，安禄山难免不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意识，他真叛乱了，未必会与天下为敌，只会与朝廷为敌，胜算多了一筹。

而事情的发展也有些像这样，他叛乱之后，一路势如破竹，一度攻下洛阳和长安，建立了伪政权，哪怕他在叛乱两年后死了，混乱依然没有得到平息。

当然，安史之乱其实是唐朝综合矛盾的结果，既有中央和地方，又有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还有制度、经济、军事等。

综合的影响下，让唐朝在这一次劫难中差点全面崩盘，它是挺了过来，但也伤了元气。

最后，消灭唐朝的还是唐玄宗一手造就出来的拥有军事、经济大权的地方节度使，那人名叫朱温，很巧的是，他也是以河北为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