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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十四年(779年)的五月，在位已经十六年的唐代宗突患疾病，这次皇帝的病情似乎发展很快：在五月三日感觉身体不适，到八天以后，已经无法起床。五月二十一日，代宗自知不起，下诏让皇太子李适监国，当天晚上，代宗逝世于长安宫城紫宸殿的内殿中，遵诏要皇太子在柩前即位。

两天以后的五月二十三日，皇太子李适正式即皇帝位，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李适就是史传所称的唐德宗。这一年，他刚满三十七岁，经过多年的等待与磨难之后，这个青年的君主踌躇满志。

大历十四年(779年)闰五月七日，刚即位的德宗就贬斥代宗朝老臣常衮，提拔崔祐甫担任宰相。

德宗即位之初，对于崔祐甫是十分信任的，大小政务，都委托其处理。

史称崔祐甫对德宗“谋猷启沃，多所弘益，天下以为可复贞观、开元之太平也。”

不过崔祐甫当政仅六七个月就病逝，未能进一步发挥政治才干，但他却为德宗推荐了一个唐代后期卓越的人才和改革家——杨炎。

1、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制度概况

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道州司马杨炎因为崔祐甫的推荐，被德宗破格任命为宰相，杨炎任职期间的最大政绩，是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不仅是唐代历史上对财政税收制度的最重大改革，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什么杨炎要建议实行两税法呢？这要从唐代的赋税与财政制度变迁谈起。

唐初，在高祖武德七年(624年)施行均田制与租庸调法，作为唐代的基本赋税制度。

均田制规定：

十八岁以上的成年男子，每人由国家授予一百亩田地，其中八十亩称为口分田，二十亩称为永业田。六十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及残疾人，各授予口分田四十亩。贵族和九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团二百亩至一万亩。永业田可以传给子孙，不再收还，口分田则在受田者身死后，由官府收回重新分配。

与均田制相配合的是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二石，调绢二丈、绵三两，不产丝棉的地方：则交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此外，丁男每年还要为国家服徭役二十日，如果不服徭役，则交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者布三尺七寸五分，叫做庸。如果官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成为唐代前期国家的主要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

在这些制度的基础上，唐代国家的财政收支预算才得以执行，保证了庞大的唐帝国的国家机构正常运转和皇室、费族、官僚的开支消耗。

2、两税法施行的背景

但是，这一唐王朝的基本经济结构，却从唐玄宗开元时期发生变化，并在安史之乱以后逐步崩坏。

开元中期以后，由于土地买卖的限制越来越松弛，不仅永业田，就连口分田在某种情况下，法律规定也可以买卖。

同时，各级官吏占有大量的永业田，成为大大小小的地主，他们开始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使土地集中的程度日益增加，正如唐肃宗宝应年间(762年)的诏书说：“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没。”

像代宗时的宰相元载，在长安城南拥有几十所膏腴的田庄别墅，连绵相望。

同时，由于官僚机构的不断膨胀，官吏按法律占有的公田也越来越多。

正如史传所载，仅开元时期在长安地区，就出现了“京畿地狭，民户殷繁，计丁给田，尚犹不足，兼充百官苗子，因难周济”的公田不足情况。

唐太宗时，朝廷京官仅六百四十二人，到唐玄宗时已膨胀到一万八千八百零五人，如加上流外官，全国官吏已达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之众。

这样为数众多的官吏，都要占有相当于普通百姓十倍至三百倍的永业田，这样，就使国家手中可供分配的公田进一步减少。

此外，开元末年开始，由于玄宗锐意边功，在边疆地区频繁发动战争，军费开支浩大。同时统治阶级也日益腐化，对农民的赋税逐渐加重。

如王鉷在天宝时任户口使，肆意盘剥百姓，甚至对已死而户籍未除名的戍边士兵家庭，追征三十年的租庸，使得天下骚动。

同时，天宝以后的赋役负担日益不均，租庸调的赋税重负，仅由占全国总户数三分之一，总口数七分之一的农民承担。

由于上述原因，到玄宗开元末年至天宝时期，唐代初年建立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开始崩坏，农民既失去土地，又遭到沉重的赋役压力，无以为生，只有逃亡他乡。

到安史之乱后，农民又遭受战祸，逃亡更烈。安史之乱后，全国户口从九百万户骤减到一百九十余万户，虽然其中有相当人口是在战乱中死亡，但大部分主要是逃亡。

形成“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的局面，这样，以人丁为本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经不可能再实行下去了。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出现严重的财政危机。

3、杨炎其人

杨炎是关中凤翔人，父亲杨播曾登进士第，但未曾做官而隐居不仕。杨炎须眉飘逸，颇有风度，得其家学渊源，再加自己才思敏捷，所以文藻雄丽，年轻时就在汧、陇一带享有盛名，称为小杨山人。

为河西节度使聘为掌书记，开始踏上仕途。

后来副元帅李光弼又聘他为判官，杨炎不应聘。朝廷又征拜为起居舍人，也为杨炎辞谢，声名更大。父亲去世后，服丧期满，朝廷征召他为司勋员外郎，从此进入中枢任职。由于文才很好，代宗时任知制诰，中书舍人的要职，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令。

因此，受到当时宰相元载的赏识和重用，但也正因为此，杨炎在元载被诛死后，作为元载的一党贬为道州司马。

但是，仅仅两年，杨炎的命运又出现转折。崔祐甫任宰相后，知道杨炎有文学器用，向德宗大力推荐。德宗在东宫时也久闻其名，于是同意崔祐甫建议，在大历十四年（779年)八月，把杨炎从道州司马一跃而提拔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的宰相之职。

杨炎自此进入权力中枢，开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了。

杨炎任相后，为改变安史之乱以来严重的财政危机，重新确定土地户籍与赋税制度，建立健全的财政基础，向德宗建议实行两税法。德宗锐意改革，接受了杨炎的建议。

建中元年(780年)正月五日，德宗大赦天下，在赦文中宣布实行两税法。实行了四百多年的租庸调法，就此废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中央根据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州府依照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二、土著户和客居户，都编入现居州县的户籍，依照丁壮和财产（包括田亩和杂赀财)的多少定出户等；三、两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四、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全部取消，但丁额不废；五、两税依户等纳钱，依田亩纳米粟；田亩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准，均平征收；六、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

4、两税法有多牛？

两税法的实行，是唐代赋税制度与财政制度的重大改革，对于解决国家面临的财政困难，稳定唐王朝的统治，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首先，两税法扩大了纳税面。

在唐代前期的租庸调制下，贵族官僚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等人，是不负担国家赋税的不课户，仅按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的记载，在全国八百九十一万户中，不课户为三百五十六万户，课户为五百三十五万户，不交纳赋税的户口竟占全部户口约百分之四十，可见不纳税户口的比重之大。

其次是逃亡的客户不交纳赋税，在实行两税法时，德宗曾派遣使臣，前往全国各地检查户口，结果检查出客户一百三十余万户，约占总户数的五分之二。

这一百三十多万户逃亡客户，在两税法实行前，都被贵族、官吏、豪强地主所占有，唐朝廷并不能从他们那里取得赋税收入。

而两税法规定原来不纳税的官吏和客户等均需按户等纳税，这就大大扩展了纳税面，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再次，两税法规定纳税的标准按照财产的多少。

在租庸调制下，征收赋税的标准以人丁为本，也就是假设天下成年男子每人都受田一百亩，在这一基础上规定每一丁男每年交纳的租庸调数量。

实际上，均田制的实施程度，在唐代初年各个地区就有相当大的差异，大体上是关东地区最高，关中地区最低，长江流域居中。

成年男子所受田的多少就很不一致。但却都要负担同样多的赋税。后来官僚地主对土地的兼并越来越剧烈，农民失去土地越来越多，但仍然须负担租庸调，到无法担负时，只有逃亡。可见以人丁为基础的租庸调制的不合理性。

两税法改为主要按照资产田亩讨税，把贵族、官吏、商人、地主、农民按资产分为九等户籍，分别纳税，形成两税法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纳税原则，两税法把人丁税改为财产税，既增加了赋税的合理度，也减轻了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同时，两税的征收以钱计算，虽然当时不可能完全征收货币，大多数仍是把钱折算成实物，所谓“定税之数，皆计缗线，纳税之时，多配绫绢。”

但两税法终究是从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中国赋税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唐代后期国家预算新体制的确立确定了。

由中央、方镇和州三级构成的国家预算构成，也就是“划分收支，定额管理”的财政管理形式。

这是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与以方镇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矛盾斗争的产物。

所谓划分收支，指在预算收入方面，把国家规定征收的税种，划分成中央税（如青苗税、椎盐、酒税、茶税等）、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也就是两税)两种类别，分别确定中夹以及方镇、州两级地方预算的收入范围。

在支出方面，唐中央政府采用“量出以制入，定额以取资”的方法，确定两税留州额与留使额的同时，也限定了州、方镇两级地方预算应承担的支出范围，此外便是中央财政应承担的支出项目，形成了“两税三分制”。

这样，自安史之乱以来中央财政收入下降的趋势得到了基本改变，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预算收支得到明确划分，收到了巩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倾向的效果。

最后，两税法的实行，使大量的逃亡户口的合法地位得到了国家正式承认，大大减轻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下，农民虽然获得国家授予的一小块土地，但同时也被束缚在土地上。唐代前期，对于户籍制度控制十分严格，规定每三年造一次户籍，唐王朝对农民户籍的严格控制，正是适应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要求，保证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兵源。

但是，由于沉重的赋役负担与战乱，从开元、天宝年间起到安史之乱后，户口逃亡越来越严重，国家控制的户口越来越少，致使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最终崩溃。

两税法从法律上确认了这些逃亡客户和原来实居的主户一样，享有相同的法律地位这就使得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减轻了，这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两税法实施以后，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实行两税法的第一年，中央财政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零五万贯，加上盐税，总收入可达二千多万贯，比两税法实行前财政收入增加了一倍多。

5、理财天才杀死另一个理财天才

但是，杨炎也有严重的缺点，主要就是为了报恩复仇，而怂恿德宗贬斥并处死刘晏。刘晏是唐朝著名的理财专家，他从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开始，任度支、转运、盐铁、租庸等使，出掌中央财政。

当时正是安史之乱刚刚平息，唐朝财政非常困难，京城长安的粟米每年要卖一千钱，就连皇宫内厨也设有食物储备，禁军领不到粮饷，只好让百姓把地里还刚成熟的麦穗捋下来供应。

刘晏受命于危难之间，显示了卓越的理财才干，他的主要功绩是：

第一，改革盐法。

采用“官督民产商销”的经营方式，在出产盐的州县设置盐官，收购盐户所煮的盐加价转卖给商人，任由他们运到各地出售。

这种专卖经营形式，较好地适应了民间商业发展的趋势，大幅度提高了盐的销售总量，增收了巨额盐利。

同时，刘晏调整充实了盐的专卖管理机构，组成一套有独立活动能力的严密系统，恢复中央盐铁使的直接领导，机动灵活。刘晏的改革使盐利激增，盐法初行时，唐中央政府的盐利收入每年仅六十万贯，到代宗大历末年，激增到六百万贯，占中央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第二，刘晏对漕运制度进行改革。

他疏浚了运河，建造坚牢的漕船，同时由中央直接经营漕运，用盐利雇募船工挽漕。他继续行用裴沃卿的分段转输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这样，大大提高了漕运的效率和减少了运输损耗。

过去因河流湍险，漕粮在途中往往损耗十分之二以上，经刘晏整顿后，“每岁运谷或至百余万斛，无升斗沉覆者。”

刘晏虽为改革安史之乱后的唐朝财政做出卓越贡献，但他“任事十余年，权势之重邻于宰相，要官重职，颇出其门。”

不可避免地卷入朝廷中的政治漩涡。尤其是与杨炎发生冲突。

起初，杨炎任吏部侍郎时，刘晏任吏部尚书，是杨炎的上司。但杨炎性格强硬，与刘晏往往因政见不合而特权使气，两不相得。后来杨炎因为元载的失势而受贬斥，刘晏在大臣中公开表示很高兴，同时刘晏与元载也有嫌隙，当时人传言元载的贬死，刘晏暗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元载被逮捕后，刘晏曾负责审讯定罪。

由于杨炎当年深受元载赏识提拔的恩惠，所以也同样怨恨刘晏。

杨炎作宰相后，准备为元载复仇，第一个目标就是刘晏。

首先解除刘晏担任的使职，把中央财政权转交给金部和仓部。然后又在德宗面前进谗言说，当年刘晏曾秘密上奏代宗，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以夺取德宗的太子之位。

德宗问宰相崔祐甫，崔祐甫说：“这件事暧昧难明，陛下刚刚宣布天下大赦，不要再追究这种没有确实根据的谣传。”

但德宗的疑心已被杨炎煽起，终于借口刘晏上奏不实，把他贬为忠州刺史。但杨炎仍不放过刘晏，又诬告刘晏企图在忠州反叛，德宗也未深究，于是又在建中元年(780年)七月下诏赐死。

消息传来，天下人都为刘晏感到冤枉。朝野也为之对杨炎侧目而视，杨炎的声誉大损。

6、杨炎之死

但杨炎料想不到的是，诬杀刘晏，虽快意于一时，却为自己的同样下场埋下了祸根。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屡次上书朝廷，要求公布刘晏的罪名，朝廷无言以对，陷于窘境。

杨炎害怕引发藩镇的反对，派心腹到诸道私下告诉节度使们说，刘晏是德宗自己厌恶而杀掉的，把罪过完全推到皇帝身上。

这件事被德宗知道了，开始讨厌杨炎。

建中二年(781年)二月，德宗任命卢杞为宰相，分掉了杨炎的权力。

以后又在当年七月解除杨炎的宰相职务，仅任左仆射虚职。卢杞相貌丑陋，脸色发蓝，又没有文采，杨炎很看不起他。

卢杞很有口才，深得德宗信任，却是一个阴狠狡猾的小人，哪怕是小事，没有迎合他的人，卢杞都要想方设法置其于死地。卢杞知道德宗与杨炎之间已有裂痕，于是对德宗进谗言说，杨炎在长安曲江池南修建的家庙有王气，杨炎一定有异图。

德宗大怒，下令逮捕杨炎下狱，由左仆射贬崖州司马。杨炎走到离崖州还有一百里的地方，德宗下诏赐死。

一代改革家最后也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

当时史家评论杨炎说，他“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这也应是较为公正的评论。

但德宗在刚登上皇位两年多的时间里，就接连因谗言诛杀两名著名的改革家大臣，也正暴露了这个年轻君主性格中的容易被人左右和猜忌、冲动的特点。

这一性格的发展，对德宗朝政局的发展，起了相当的影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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