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柳冲传》中柳芳论氏族曰:“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则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氏实录》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今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盖不经也。”

唐朝时，太原王氏成为继崔、卢、李、郑四姓之后的第五姓高门，虽较之“北魏四姓”，地位有所下降，但这一时期，士族政治势力的强弱，不再主要以门第为依据，而是依托于其在唐政权中的仕宦情况。

唐朝太原王氏并未因门第有所下降而影响其政治上的上升。

以安史之乱为界，将唐朝分为前后两期，今天我们分期论述太原王氏的发展状况其中，前期又分为高祖、太宗时的仕宦低迷期。

太原王氏仕宦不显

整体而言，唐初武德、贞观年间的太原王氏家族成员大都处于仕宦低迷期官职品阶较低，也无重大作为，很多成员未入仕，可谓“三代沉晦”。

唐朝初期可考太原大房二房王氏约40余人，入仕者21人，仅为一半，其中从三品者2人，四品至五品者4人，六品至七品者11人，八品至九品者4人，且几乎没有清要之官。

整体来看，这一时期的太原大房、二房王氏仕宦不显，官职多集中于六七品，仅有的两个从三品官员也官居地方，远离政权中心。

太原王氏大房王劭支，在隋朝及隋之前王劭在朝时发展还是较好的，入唐后子孙仕途则处于低迷时期。

王劭在隋朝时虽不是高官，但在朝廷，有很多接近皇帝的机会，而其进入唐朝的子孙却任官地方，远离政权中心，甚少有机会接近皇帝。

大房王劭一支是隋唐时期太原王氏最大的一个支系，如此一大支系却在唐初仕宦不显，相反，同为大房王氏的王秉支此期却发展顺利:王裕，王秉之子，唐武德初为隋州刺史，《旧唐书·王方翼列传》载:“祖裕，武德初隋州刺史，裕妻即高祖妹同安大长公主也。

太宗时，以公主属尊年，特加敬异，数幸其第，赏赐累万。”因与大长公主的婚姻关系，王裕在唐初深受太宗恩宠，政治地位尊贵。

太宗为其子李治所选妃子也出自王秉支，即为日后的“王皇后”:王裕子仁表，贞观年间为歧州刺史，亦深受倚重。

王秉支自王秉在隋朝时便官职较高，子孙得其余荫，累世仕宦便更容易上升，再加上与皇室的婚姻关系，仕宦畅通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房王氏发展情况大体与大房王劭支相同，整体上官职品阶不高。

首先来看王孝远、王崇父子。“祖孝远，皇朝县令、大理正、紫微舍人、参知机务同紫微黄门三品平章事，除京兆府少尹;……考崇，皇左千牛，充州司功、许州司户、黔州石城县令、太子舍人。”

该墓志记载了王简的同辈从兄弟王孝远及其子王崇的仕宦职官情况，王孝远仕途较顺，由地方县令到大理正、紫微舍人，再到同平章事及京兆府少尹。

五年，复为中书舍人。”由此可知，王孝远官职中显赫的部分是在其进入玄宗朝才获得的。其子王崇在唐初官职亦不高。

王仙客任太常博士，也非显官。

王惠子、王温之两代亦是仕途不畅:“大父惠子，隐居不仕:考温之，皇朝郓州录事参军事;并当仁由道，命不佑能。”

太原王氏之所以在唐初武德、贞观年间处于仕宦的低迷期。

唐初统治者对传统山东士族采取压制的态度。政治上对其不予重用，并修《氏族志》以降低其门第等级;婚姻关系上，规定崔、卢、李、郑、王五姓士族之间禁止通婚。可见不仅太原王氏，其他山东大族在唐初均受到抑制。

唐初山东士人崇尚门第，轻仕宦，太宗命人修《氏族志》，对其进行打压，并以立德、立功、立言和爵位并重，以评定门户高下。相对于世人评判“名门”时以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名望和家族文化底蕴为主，太宗则更看重当下冠冕。

这是作为隋唐统治者的关陇胡汉集团与崇尚礼法门风的山东士族价值取向不同的表现，也是新兴关陇士族自知在门第名望上不及传统山东士族，而采取的一种打压和抑制。

陈寅恪先生也曾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论述道:唐初统治者在政治上拉拢山东豪杰，而打击山东士族。

所谓“山东豪杰”，“乃一胡汉杂糅，善战斗，务农业，而有组织之集团，常为当时政治上敌对两方争取之对象，即山东武装农民集团。代表人物有窦建德、刘黑闼、翟让、徐世(即李勤)等，均是在灭隋建唐及唐初发展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将。

太原王氏未主动与李唐统治者合作。早在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又分为北齐、北周时，太原王氏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因其中一个政权的灭亡而受到损失，家族成员大都选择在此时暂时离开政权中心，或许李唐建国时，太原王氏亦是出于自保，而少主动与统治者合作。

且充任与唐初统治基础的是西魏、北周政权主体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李唐统治者即出自于此。

故而，在步入隋唐后，山东士族的政治地位明显下降，太原王氏也不例外。

隋末李渊、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时，裴寂、刘文静助其取得胜利，并任唐朝开国宰相;唐初“玄武门之变”中，关陇士族及一些“山东豪杰”如长孙无忌、秦琼、尉迟恭、侯君集等支持秦王李世民，助其击败太子李建成及其支持者齐王李元吉，夺得皇位。

这两大政治事件中均未见太原王氏的身影。既非旧臣又非新贵，故在唐初仕宦难以显达。

科举制尚未完善，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加之门第观念的根深蒂固，传统山东士族有着不愿与“刀笔”之人为伍的清高作风，此期太原王氏参加科举考试者甚少，以此途径入仕者更少。

虽然隋朝时废除了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立了新的选官制度--科举制，但因其刚创立不久，本身不够完善，且在当时士族和门第仍为社会广泛认可的情况下，科举制不以门第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打破士族“世官世禄”的任官传统，受到诸多阻碍，加大了其实施的难度，故而在隋及唐初的官员选拔与任用过程中，科举制所占的比例与所起的作用并不大，此期的官员选拔方式以门荫、军功和流外入流为主。

虽“九品中正制”被废，但中古史上士族门阀由来已久，不可能随着九品中正制一并被废除，门第观念更是根深蒂固，也不可能立即消失。

传统山东士族因郡望门第而兴盛，以之为傲，不愿与“刀笔”之人为伍，不屑于通过这种考试录用的制度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因此这一时期太原王氏子孙极少自主参加科举考试，其获得仕宦的途径仍然以门荫、军功为主。

这样一来，旧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已废，新的科举制又未能广泛、有效地实施，在这一制度过渡与朝代更迭的交汇时期，太原王氏成员进退失据，故仕宦不显。

时代大背景的变迁。唐朝不同于魏晋，一方面，唐朝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魏晋时期全国处于分裂之中，中央力量与士族力量在某种程度上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中央集权衰落，国家政权分散时，士族的力量便会增大，会有一部分政权被士族地主分割，如东晋时的“王与马共天下”局面。

另一方面，唐朝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其中央集权程度是魏晋时期不能比拟的，这样一个强调权力集中的政权是不会容忍地方士族力量过分膨胀的，因此唐朝士族不可能拥有魏晋士族那么空前绝后的权利:士族不再垄断仕进，官员任免权收归中央;门资也不再是选拔官员的标准;“世官世禄”制从此消失。

而且在经历了魏晋时期的迁徙流转，朝代更替的战火纷飞，以及隋末农民起义的巨大打击之后，传统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已丧失殆尽，这一走过顶峰的群体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正如吴宗国先生在《唐代士族及其衰落》中所言:“士族门阀毕竟不是由血统决定的，而是由经济政治情况所决定，是由士族门阀制度所确定的。士族有它的经济基础，有法律所规定的政治经济特权，有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地位，以及礼法门风。

因此，尽管他们是山东士族的后裔，但由于早已失去了士族赖以存在的土壤，他们早已不是原来的士族门阀了。他们完全是在新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大地主或大官僚。”

王珪与贞观之治

即便唐初太原王氏整体上仕宦不显，仍有个别人物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太宗贞观朝宰相王珪了。

王珪为太原王氏乌丸支，“乌丸王氏:霸长子殷，后汉中山太守，食邑祁县。……生冏，度支尚书、护乌丸校尉、广阳侯，因号'乌丸王氏’”。

乌丸王氏成员为东汉王霸后裔，而王霸为太原王氏始祖。可见，《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是认可乌丸王氏为太原王氏宗支的。

且《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列传及乌丸王氏墓志中均称其家族成员为“太原祁人"。

然而姚薇元先生在其著作《北朝胡姓考》外篇《未见魏书官氏志诸胡姓》第一《东胡诸姓》之《王氏》条中论述:“代郡王氏，本姓乌丸，鲜卑族也。”

"认为乌丸王氏是由鲜卑姓氏“乌丸氏”改为“王氏”的，非太原王氏宗支。对于此，王洪军先生的博士论文《名门望族与中古社会--太原王氏研究》与和庆锋先生的博士论文《隋唐太原王氏的变迁与影响》"均予以反驳论证，本文不再赘述。

王珪在隋朝时仕途不顺，李渊父子晋阳起兵攻入长安后，经李纲举荐，为李建成所用，并深受礼遇。“高祖入关，丞相府司录李纲荐贞谅有器识，引为世子府咨议参军。及东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寻转中允，甚为太子所礼。”

“玄武门事变之后，太宗即位，念其才能，摒弃前嫌，将被流放的王珪召回，拜速议大夫。后又“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代高士廉为侍中”"，可见太宗对王珪的重用。

作为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贤臣齐名的贞观重臣，王珪“激浊扬清，恶好善”，直言进谏，与众辅臣一起辅佐太宗开创了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贞观治世。

唐人吴兢所著《贞观政要》即记载了太宗贞观年间与诸名臣共商政事之论，清乾隆皇帝为《贞观政要》作序:“太宗以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诸人，布列左右，相得益彰。

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下者，未有如此之盛矣!”“可见王珪在太宗朝的政治地位及其在贞观之治开创过程中的作用。

此外，王珪还参与正定《五礼》;为魏王李泰之师，并乘承礼法;恢复“妇见舅姑之仪”，公主亦要遵守，“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力求妇礼，自珪始也”。

王珪对于礼法的恪守和践行，除了其个人的性格品质外，与太原王氏世代传承的家风也密切相关。

太宗还为王珪营建家庙，“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蒸尝，犹于寝。坐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弗之谴也，因为立庙，以愧其心”。

卒后，“太宗素服举哀于别次，悼惜久之，诏魏王泰率百官亲往临哭，赠吏部尚书，曰”。

可见太宗对他的重视与认可，也衬托出其为唐政权做出的贡献。

结语

太原王氏在唐朝时期的发展也算的上是发现迅速。

但在安史之乱之前，太原王氏仕宦低迷期，并不十分顺遂，但也有人受到皇帝器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