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

传统观点认为，秦政极力主张君主专制、严刑峻法、重利轻义，作为秦朝统治思想的法家之说难辞其咎。

因韩非之学囊括“法、术、势”、君主专制、禁绝游说、贬斥文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等内容，与秦朝政治的重法、严刑、禁绝私议等有诸多契合之处。

秦始皇本人对韩非学说的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韩非虽然身死秦地，但秦朝政治却与其法家主张如出一辙，秦朝政治的指导思想便是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

韩非政治思想及生成基础

韩非的政治思想是以其人性论为出发点的，因而首先必须对韩非人性论进行梳理。一般认为，韩非的人性论，是继承自荀子的“性恶”论而又有所发展的。

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韩非论人性为“自私”、“自为”、“自然”等论点。

学者指出，韩非在人性认识上是继承荀子而又有所发展的，韩非同时继承了慎子的“因人之情”的思想传统，主张通过“社会契约”保障自为自私心的合理运行以实现各自生存目的。

颜世安则认为韩非与商鞅在人性不可改变的认知上是一致的，二者立足点都是操纵、利用人性趋利避害的特点服务于耕战，因而认为韩非的人性论是继承自商鞅而非荀子的。

韩非政治思想的主体是“法、术、势”为一体的绝对君主专制理论。

然而，君主既然无法再“信人”，则民众、臣僚、左右近侍、父兄亲属、夫妇子女等皆不能信赖，君主被隔离于社会关系和政治伦理之外。于是，君主只能寻求人之外的治理手段和工具，这便是韩非政治思想的主体，集“法、术、势”为一体的君主专制理论。

春秋以前，国家依靠宗族运行，君主与贵族都是国家的主人，君臣之间的权力地位由血缘关系决定、矛盾并未显现。

但是降至战国，“臣属浸失其共治之地位而沦为君民间承上驭下之佐下阶级。其本身亦遂成受治之对象。”

君臣之间不存在先天的血缘关系，官僚权力地位完全分自君主授予，因而臣权大则君权弱，臣僚以权治民、以权谋私、以权欺君充满变数，因而“儒家的忠孝仁义学说，法家的法术势理论，究其实质，都是为了君主控制臣下而设。

韩非政治思想的落脚点，主要表现为赏罚二柄和毁誉为辅的系统理论：赏罚毁誉，一统于上。具体来说则是：对君主赞赏的行为主张“誉随其后”，对君主罚禁的行为主张“毁随其后”，使得社会舆论、风气与君主意志一致。

韩非思想与秦朝政治的关系分析

如所周知，秦始皇阅览韩非的《孤愤》《五蠹》诸篇之后极为赞赏，仰慕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到了为韩非而攻打韩国的地步。

秦始皇见到韩非其人以后，却并未信其言、用其人，在李斯、姚贾的进言后，秦始皇将韩非囚于秦，使得韩非遭李斯毒杀，后又后悔想赦免韩非。

传统观点认为是李斯嫉杀韩非，李斯与韩非同出荀子门下，韩非学识远在李斯之上，李斯自认不如韩非，担心韩非在秦受重用危及自身政治权位，因而进言谗杀韩非。

以上分析有一定根据，但细致分析，则发现李斯并非韩非不被秦始皇任用的原因，秦始皇赞赏韩非著作而不知何人所作，还是李斯进言介绍韩非的，既主动荐名韩非又嫉杀韩非，逻辑上存在着矛盾，秦始皇之所以不用韩非，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者的思想分歧。

不可否认，秦始皇的行为及政策的确与韩非学说存在诸多相似特质，集中表现为均主张君主专制、重刑主义、禁绝私议、注重政治权术等方面，其尊君抑臣、厉行耕战、打击依附私门的文学言谈之士的论述，与秦始皇维护君主权势的需求与政治经历不谋而合。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秦始皇与韩非的思想一致性，究竟是来源于韩非，还是来源于历史基础、秦国现实亦或是诸子孑遗？

因而，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二者思想的共鸣和渊源。

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施行了打击宗法贵族和血缘大家族、推广县制、统一度量衡、重刑轻罪、励行耕战、实现军功爵制度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使得秦国国力大盛，更新了“诸侯卑秦”的局面。

韩非期望韩王能够借鉴商鞅的成功经验，“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以挽救韩国内忧外患的亡国颓势，如秦孝公实现“国治而地广，兵强而主尊”一样，使韩国成为国盛兵强、君尊地广的强国。

韩非的许多思想主张，是秦国成功经验和既定现实。秦始皇从思想行为到政策方针，都来源于秦国现实和传统，因而二者思想必然存在一致性和相似性特质。

那么，秦始皇的政治思想是来源于秦国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现实，还是来源于韩非论著及思想？

韩非思想的确以君主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核心，但是，“君主集权”思想或“君主专制”思想并非韩非首创。

君主独尊和君主集权的主张，在先秦诸子著作中由来已久。

但是，尽管君主独尊的尊君思想是共识，“独操权柄”和“决事独断”二者却是“君主专制”下单方面服从君主的君臣关系，有别于维护君臣等级的诸子共识，是法家学说的显著特色。

因而，君主专制、君主集权思想，是先秦诸子尤其是法家的思想发展结果，并不是韩非的理论创新。

韩非只是更加系统严密地论证君主集权和君主专制的必要性和实现途径，并不代表秦始皇的君主专制思想是韩非思想的发展和实践。

秦始皇建立“大一统”帝国和确立君主集权和君主专制的政治思想，绝非受一家一人思想所致，而是接受时代思想并将之付诸现实的结果。

秦朝统治思想新探

秦始皇虽然欣赏韩非，但是在统一以后的政治实践中，并未采用和实践韩非学说。然而，韩非是主张重刑主义的，在重刑这一点上，韩非起码是强化了秦始皇的政治取向，韩非对秦朝的二世而亡还是难辞其咎。

然而，能否据此断定秦朝采用了韩非思想作为统治思想才导致秦朝严刑峻法呢？

众所周知，韩非主张文化专制，秦始皇则接受李斯建议，实行禁止私学、焚烧经书百家语等政策，又有坑儒的残暴行为，和韩非的文化专制如出一辙，于是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秦始皇和韩非连在一起，认为秦朝的文化政策是韩非思想的实践。

但是，如果历史地看问题，秦始皇并不是韩非文化专制主义的坚定执行者，秦始皇统一以后并非一概排斥诸子百家之学。在这一点上，秦始皇和韩非是有区别的。

这要对韩非文化专制主张和秦始皇文化政策的变化做出分析。

韩非思想的文化抉择，立足于诸子争鸣的发展乱象和社会阴暗面。

从前文对韩国历史现实的分析中，可知韩国国内，游食文学之徒甚众，这些游学之士，鼓吹自身学说以干君主，合则留、不合则去，行为动机以个人利益为首，而无视国家利益、甚至损国利己，揭露战国游学之风的阴暗面。

韩非与秦在文化抉择上的分野，在于文化专制和文化整合之分。

虽然二者目的都是统一思想文化，但文化整合并不是完全的排斥儒学和诸子学说、独尊一家罢黜诸子，而是以 “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宗旨，杂取诸家以服务于秦帝国统治。

虽然，秦始皇历来被抨击为专权独断，以至“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大臣官僚也是唯唯诺诺、毫无主见，“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而招徕诸生也只是叶公好龙，“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但细观秦朝历史，却发现秦始皇在统一之初还是言行一致而非虚有其言的。

总结

韩非思想核心便是以“法、术、势”保障君主地位和权势，劝谏君主行法用术、擅用赏罚大权以推行耕战国策，最终实现尊君抑臣和国富兵强。

秦始皇对韩非的欣赏，主要是《孤愤》《五蠹》篇抨击权臣重人、文学言谈及依附私门的游食之众的主张，与其针对嫪毐、吕不韦及其门客的权力斗争好政治经历相一致，推崇的是其加强君权的术论和势论。

然而韩非目的是“存韩”而不为秦，秦始皇深知韩非难为己所用。

秦始皇诸如“皆决于上”、“急法刻削”、“彰显商贾”、“重鬼神”、“专用天下适己”等施政特点，与韩非的思想主张截然不同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表明了韩非思想与秦朝政治存在较大的差异和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