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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名斯，魏国的建立者。公元前403年，与韩、赵同被周威烈王正式册封为诸侯。在位50年间，尊贤重才,

“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吕氏春秋·察贤》)

聚集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人才在内的庞大智囊集团。先后任用魏成子、翟黄、李悝为相，乐羊、吴起为将，西门豹为邺令，在魏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使魏国国力大增,率先成为战国初期最富强的国家。

魏国的改革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是与文侯卓越的个人品质及其所执行的以尊贤重才为核心的用人之道分不开的。文侯用人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尊重知识，礼贤下士

在君主专制的社会，君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一言可以兴邦”或“一言而丧邦”的主宰作用。魏国之所以能在战国初年率先变法，是因为开国之君魏文侯志向高远，求强心切。

公元前 445年，魏文侯即位时，虽只不过是个 20 来岁的青年，但作为一个心怀壮志的开国君主，文侯深知

“君不肖，则国危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大韬·盈虚》》

的古鉴，故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注意加强自身的品性修养。

从春秋的争霸史来看，晋文公之所以能继齐桓公争霸诸侯，是因为他重用狐偃等能臣，实行“明贤良”、“赏功劳”、“轻关易道，通商宽农”等政治、经济改革。故而文侯拜贤为师，奖励荐贤，放手用贤，而且向贤者学习并在全国范围内破格重用知识分子，把国家各级政权一下子全部交给了士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掌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创举。

在年轻的文侯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新兴封建阶级刚刚取得政权后的那种朝气勃勃、奋发有为的形象，又可看到其宽厚端严、礼贤下士的仁君作风。

卜子夏是孔子的学生，文侯即位时，子夏正在魏国的西河郡讲学，文侯听说后，亲自前往西河拜师。

“孔子既没,子复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从子夏那里,文侯不仅理解了“六艺”的奥秘，而且以实际行动向当时的知识界表明了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态度。史实表明，文侯的这一行动确实为魏国招揽了一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的各类人才，云集了战国初期社会的精英分子，从而在自己身边凝聚了一个改革的智囊集团。正是借助于这个智囊团的群策群力，文侯富国强兵、图霸中原的宏愿才得以最终实现。

段干木是子夏的学生，出身卑微，但品格高尚，而且“守道不仕”,故声名甚高。文侯尤其敬重他，每次乘车经过段氏家门时，都要施以注目礼。去段家请教时,辄"立倦而不敢息”。

“段干木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事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于木光乎德，界人光手势，段于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势不若德贵，财不石义高。”《《史记·魏家》)

文侯不以权势为上，认为占有权势与财富的君主不比占有道德与才智的穷读书人尊贵。虽然能获得此殊荣的只是极少数的十人,但这种行动本身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仅为魏国招来了四海贤良，甚至敌国也因此不敢窥视魏境。

田子方也是魏国的贤士，是子贡的弟子,亦曾就学于子夏。此人思维敏捷，为人正直，眼光犀利，看问题入木三分,很得文候赏识，被文侯引以为“友”,是魏国改革集团中的“顾问”式人物。

《战国策》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称乐。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今君审子声。臣恐君之聋于官也’。文侯曰:“善。敬闻命’。”《《战国策·魏策》)。

本来饮酒听乐是一件惬事，而文侯又指出了伴奏的钟声左右音律不齐，自然不无自负之意。孰料，不仅没有得到任何阿臾之辞，反而遭到嗤笑，文侯一时不解其意,忙问明缘由。听了田子方的一番“君明则乐官,不明则乐音”的议论，文侯立即心悦诚服地表示“敬闻命”。

文侯对知识对人才的尊重不仅表现在尚贤重能方面，还表现在能给知识分子以很高的政治及经济待遇。卜子夏、段干木及田子方在魏国朝野都有很高的地位，只是由于自身“守道不仕”的缘故，才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位。

史实表明，文侯此举大大鼓舞了上阶层的人仕热情，在文侯统治期间，魏国云集了大批从各国前来的一流人才。像兼擅儒法的改革家李悝；治军有方的军事家吴起；一心为国、公而忘私的大将乐羊；为民兴利除害的西门豹等等，文侯都委以重任。依靠这些人，文候从经济、政治到军事,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为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进一步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宏观控制,微观松缰

身为国之主，魏文侯处于通观全局，掌握方向的舵手地位，对整个国家的变法运动起着组织者、领导者和领路人的作用。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保证改革活动沿着正常轨道前进,文侯对整个改革活动的运作在宏观上严格控制。但文侯是个性格豪爽,胸怀鸿鹄之志的萸明君主，因此，在微观上又大胆松缰，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文侯给地方官较大的自主权。这样，就可以给有志之士一个施展才能的空间。适度的自由，更利于增强活力，从而创造性地作出成绩。

以西门豹治邺为例。西门豹上任之前,文侯教导他:“必全功、成名、布义。”(《说苑·政理》)并原则性地向他传授了:“全功成名”之术,即

“夫乡邑老者而先受坐之上,子人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

。至于采取什么具体方案，文侯并不多加干预，而是允许地方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便宜行事。在西门豹上任之前,邺地乡绅勾结巫祝以给河伯娶妻平治水患为名,抢夺民女,聚敛民财。

西门豹到任后，立即采取了巧妙的方法狠狠地打击并杜绝了这一劳民伤财的活动，并顺势一改邺地风俗，很快便建立了新任邺令的良好威信。之后,还多次组织邺地人力,

“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史记·泔稀列传》)

，做到涝可分洪，早可灌溉，不仅根治了漳河水里，还改造了漳河两岸的盐碱地，使昔日的“终古泻卤”变成了“以富魏之河内”的良田。与此同时，西门豹还从邺地地广人稀的实际情况出发，扩大对农民的授田，在十地得到大录开垦的基础上，实行寓财于民，寓兵于农的亦兵亦农的政策。

战国初期，这种新举措还不十分普遍。有人因此不断向文侯告状，说西门豹任邺令以来“廪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官无计会”((淮南子·人问训》)。文侯亲自前往邺地视察，结果所见果如传闻，文侯要求西门豹作出解释。

西门豹平静地说：“王者富民,霸者富武,亡国富库。今王欲为霸王者也.故菩积于民。君以为不然，臣请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就也(《淮南子·人问训》）。

说完就登城击鼓，果如其言，百姓整装待发，随时准备应战。文侯很高兴地让他就此作罢，西门豹认为不能失信于民，建议趁势击燕，一则须取信于民，二则可收复失地，结果如愿以偿。西门豹不负文侯重望，达到了“全功、成名、布义”的要求。他领导兴建的水渠,在以后的一千多年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

“西门豹为邺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史记·游稽列传》)

到了明朝,在当地老百姓中仍流传着“持酒登堂酬西门,邺县千载甘棠芬”的诗句,反映了千百年来人们对西门豹的深切怀念之情。

西门豹治邺的成功，当然主要靠他自己的才干，但与文侯不设羁绊、不信谗言,放手使用，注重实效密切相关。也正因为如此，文侯时期的魏国，君仁臣直，上下齐心，吏治清明，成为各国士人向往荟萃的宝地，而大批人才的云集，为魏国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从而使魏国捷足先登，开创了战国时期的改革运动。

扬长避短,用人不疑

文侯用人，并不求全责备，而是求其主流，忽略小过；扬长避短，用人不疑。一些在当时颇有“微议”的士人，终能在文侯的麾下做出巨大的成就。

以吴起为例。吴起，少而好武，青年时期曾就学于孔子的高足弟子曾参门下。不久,

“母死,起终不归”(《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致使师徒绝交；后又杀妻以求将，时人颇有恶言。对吴起的诸多“前科”,文侯不会全无所闻，在吴起至魏后，仍向国相询问吴起的详细情况，李克认为:

“起贪而好色，然而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在确证吴起有良将之才后，文侯果断地将他“立为大将”。

吴起领兵抗秦，果然出师得胜，连拔五城，使魏国很快就跻身于七雄之列。吴起带兵经常

“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可见，吴起带兵军纪严明，而且爱兵如子，所以深得军心。进而被文侯擢升为西河郡守。吴起在郡守任上，西河郡始终兵源充足，军民强悍，收到了

“士卒乐死,敌国不敢谋”,“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

的良好效果，西河郡成为捍卫魏国西部河山的牢固屏障，吴起为魏守西河，功不可没。

无怪乎连六百年以后的曹操也感慨: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苟全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

”对文侯任贤不拘小节、扬长避短的做法推崇备至。

用人之道，不仅在于知人善任，而且贵在用人不疑。文侯对于已选定的人才，总能以宽容的态度，重用不疑。

以乐羊攻中山一事为例。乐羊受命为魏攻取中山国时，其子正在中山。文侯并没有因此不信任乐羊，因为他深知乐羊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忠耿之臣，故仍委以重任。乐羊果然全力以赴，为了阻止魏军,中山君先是于“

城中悬其子以示乐羊

”。作为主将,乐羊恪守“君臣之义,不得以子为私"的信条，不仅不为之动，反而攻之愈急”。中山君性急之中“

烹其子而遗之鼎羹与其面首”((淮南子·人问训》

)。乐羊顾全大局，为稳定军心，强忍悲痛，当众一饮而尽，魏军大受鼓舞，上下同心，一举攻克了中山。

攻取中山后，乐羊因功受赏，渐渐有些居功自傲，常面含“贵功之色”。文侯这才把乐羊攻取中山期间，群臣宾客诽谤其久攻不下的谤书统统拿出来给他看，足足有两箱之多。至此,乐羊方如梦初醒:如果没有文侯的理解和信任作保障，自己不仅不可以建功立业，反而会因功获罪，最终被淹死在诽谤的海洋里。

宽厚端严，闻过则喜

文侯在位 50年，之所以能游刃有余地任贤使能，灵活而全方位地操纵整个改革集团，取得富国强兵的效果，究其根本是以其良好而健全的心理品质为基础的。

先秦典籍所记文侯诚实守信、作风谦逊、闻过则喜、择善而从的例子可谓不胜枚举。又据《说苑·君道》载,在一次宫廷娱乐中，文侯边舞边唱“使我言而无见违”,言毕，有个叫师经的琴师“援琴而撞文侯”，结果“不中,中旒溃之”。文侯要依法处师经烹刑。师经请求尽一言即死，文侯应允，师经说:

“昔尧舜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违;桀纣之为君也,唯恐言而人违之。臣撞桀纣,非撞吾君也”(以上见《说苑·君道》)

。文侯听后,当即释放了琴帅,并当众承认“是寡人之过也”。之后一直把琴师撞自己的琴悬挂在城头上，扯坏了的旗子也不修补，以便随时能够睹物思往，引以为戒，以免旧错重演。

还有一次，文侯到地方巡察，所见官署院墙坍塌破败，墙基也弯曲不直,就向长官箕季询问缘巾，箕季回答说：宫署本来就是现在的样子，现在也不是修墙的时候。吃午饭时，端上米的都是粗茶淡饭。饭毕，箕季陪文侯等人在园中小坐，有个随从想摘个桃子,立即遭到箕季的禁止。返回的路上，随从们都觉得此行很扫兴，而文侯则深有感触，兴致勃勃地谈了一天的四大收获。一是“墙坏而不筑,云待时者,教我无夺农时也”，是在暗示我要与民休息,使民以时；二是“墙枉而不端,云固然者,教我无侵封疆也”，是提醒我不可假公害私,侵夺民田；三是“从者食其桃,箕季禁之,……教我上无侵下也"，不是箕季舍不得几个桃子，是在晓喻我严厉杜绝上级向下级索贿受贿之风；四是“食我以粝餐者,……教我无多敛于百姓,以省饮食之养也”,不是箕季摆不起宴席，而是在劝谏我要以身作则，厉行节约，关心百姓疾苦。

总之，魏国在战国初期的首强，是靠文侯先于六国，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个由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一流人才组成的智囊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来实现的。

比照战国初期其他国家的改革运动，在魏国改革的步伐明显要快得多，阻力显然要小得多，效果也较为显著，魏国很快便脱颖而出，成为战国初期最先富强起来的国家。这都是源于魏文侯较为合理的用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