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统治者为何要花费巨资去铸鼎呢？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这么做到底划算吗？

01 鼎是干啥用的？

著名的“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在商代青铜器中非常有代表性，司母戊鼎最大，四羊方尊最精美。

司母戊鼎高1.3米，长1.1米，宽近1米，比一般的单人书桌还要大一圈。

“鼎”这玩意儿，原本是一种锅，上面的大肚子用来装食物，下面几条腿是为了方便在锅下面加柴火的。

可是它既然是锅，为啥要造成书桌那么大？如果食物太大了，完全可以分割后再烹饪啊。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制造这种超大型青铜器非常困难，因为青铜汁灌入模具的时候会快速冷却，如果青铜器太大，后面的青铜汁还没有灌完，前面的就已经冷却了，这样铸好的青铜器就会有裂纹，容易断裂。商周时期的古人采用了一些复杂的技术手段，才铸造了没有裂纹的巨鼎。至于到底是啥技术手段，到目前都还没有完全破解。

总之，古人花费了巨大的成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技术困难，铸造了巨鼎，他们该不会是为了煮饭的时候省事吧？那么鼎到底有什么用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从青铜器说起。

在古代，可以用生产工具来衡量生产力的发展程度。

我们讲“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这里的石器和青铜，都是生产工具的材料，在农业社会，生产工具主要就是农具。

不要小看农具的重要性。比如我现在要挖一个坑，如果徒手去挖，很快手就破了，挖不动了；但是如果给我个木片，那挖坑的速度就快多了；如果能在木片上加一个长柄，我就能高高地举起来再锄下去，这个过程利用了杠杆和势能，就更省力了。这时候要是能把木片给我换成坚硬又锋利的金属锄头，挖坑效率直接原地起飞……

简单来说，工具的本质作用在于给人类提供额外的能量，使用工具以后，人类耗费同样的体力能生产的物资增加了，社会生产力也就提高了。

工具好不好用，我们就按能提供多少能量为标准。

干农活的时候，大部分能量消耗在挖、刨、割等破坏性动作上，使用的金属材料越坚硬，铸造的农具就越锋利，压强就越大，干活时就越省力。其次，金属材料的熔点越低，熔炼时耗费的燃料就更少，就越节省能量。最后就是金属材料越容易开采，制造农具所需要的成本就越低。

青铜器就非常符合这几点。

青铜是一种由铜、锡等金属混合制成的合金，硬度比铜要高，但是熔点更低，而且中国富含铜矿和锡矿，因此青铜就成了商周时期性价比最高的金属材料。

青铜农具提升了社会生产力，使商周出现了更先进的文明，青铜制作的武器也为商周征战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

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青铜文明，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比夏朝还要早两千多年，那时候中国地区还处于新石器时代。

这里就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了，对于青铜器的使用，中国和世界其他文明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世界其他文明的青铜器大多以农具和武器为主。毕竟青铜器最大的意义在于可以制作更优秀的工具和武器，这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中国古人不这样做。商周时期有大量的青铜器不是用来打仗或者干活的，而是被铸成了“礼器”。

说到这你应该明白了，原来司母戊鼎和四羊方尊都是“礼器”！

所谓“礼器”，就是在祭祀仪式的时候使用的专业工具。古今中外的宗教，都有给神灵献祭食物的习惯，献祭食物就需要炊具，久而久之，原本是炊具的鼎就变成了仪式的一部分。司母戊鼎就是专门为祭祀制作的，已经没有炊具的功能了。

02 铸鼎划不划算？

中国古人在制作“礼器”上投入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精力，那么，到底有这个必要吗？或者说，这样做划算吗？

这就涉及到古人的精神生活了。

对于统治者来说，精神生活有什么好处呢？

好处就在于，能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

如果没有精神生活，管理社会就只能依靠高阶暴力。奴隶社会就是这样，别和我谈什么仁义道德，只有鞭子和刑具，这么做的坏处就是，监管的成本太高。

而采用精神手段，就可以大大降低国家的管理成本。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宗教。

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非常重视宗教祭祀。统治者以神灵的名义告诉民众：只要服从命令，服从社会规范，就可以获得神灵的保佑，否则就会受到惩罚。假如民众相信这番话，那么统治者就可以省掉大量的管理人员，统治效率也可以大幅度提高。

这就是为啥商代要不惜血本铸造司母戊鼎的原因。

统治者的宗教仪式规模越大、用具越精美，对于民众生产的精神影响就越强，能省下来的管理成本就越多。

所以，铸造看起来好像没啥用的巨鼎，看似浪费钱，实际是在给统治者省钱。

大型的鼎耗资巨大，只有国家有能力铸造，久而久之，巨鼎本身也成了王权的象征。在周朝，鼎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九鼎，代表天下九州，其他诸侯和士大夫只能按照相应的等级使用七鼎、五鼎、三鼎等等，直到今天，“九鼎”这个词还被用来指代王权。

春秋时期，一次周王派使者去见楚王。楚王问使者：“周王的鼎有多大、多重啊？”使者一听这话就怒了，气愤的对楚王说：“周王鼎的轻重，岂是你能随便问的！”

使者为啥反应这么激烈呢？因为鼎是王权的象征，楚王问鼎的大小，就相当于在问：“天子的皇冠戴着舒不舒服啊？”，表示他有不臣之心，是非常挑衅的行为。

因为这个典故，还有了“问鼎中原”这个成语，表示有在中原称王的想法。

如果你看到周代的鼎，会发现他和商代的司母戊鼎有明显区别。

商代的鼎造型硬朗，多用直角，上面的花纹多是一些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的怪兽。

周代的鼎不同，多用圆角，鼎口和肚子也是圆形的。上面的花纹也很少再用狰狞的怪兽了，而是一些柔和的曲线。

表面上看，这是审美的变化，实际上则是国体的变化。

前面我们说，鼎是王室用精神手段管理臣民的工具。商鼎刻满狰狞的怪兽，是用恐怖的形象恐吓对手，这是控制臣民最直接的思路。

而周王室已经把天下分封给自己的亲戚了，对“家人们”怎么能靠恐吓来管理呢？周王室当然希望能靠血缘和感情来维系统治。

但是，靠血缘和感情是有缺陷的。

第一代分封的诸侯和王室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可能感情也还不错，可是第二代、第三代呢？时间一长，诸侯和王室之间的血缘关系就越远，亲情也越淡泊了，那王室不就岌岌可危了吗？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周朝逐渐发展出一套制度，叫做“礼制”。

03 “礼制”的重要性

所谓“礼制”，简单地说就是一套人与人之间的规矩。比如大臣见了天子要叩拜，儿子见了爹要恭敬行礼，过年过节的全家一起祭祖，这都是属于礼制。

以现代人的观点看，“礼制”又繁琐又迂腐，大臣上朝你就有事说事呗，三叩九拜、山呼万岁的，搞这么多形式主义有啥意义?

有意义。

“礼制”的本质，是通过道德手段来指定一种秩序，这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简单举个例子。你在路上吃橘子，剥了一堆橘子皮捏手里，附近又没看到垃圾桶，这时你直接把橘子皮扔在地上，就是最省时间、最省事的做法。现在马路上也没有人看到，对你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么好的事，你为啥不愿意去做呢？反而要跑一段路找个垃圾桶扔呢？

是什么原因让你做出了和“省时省力”相反的事情?

是“不能随地扔垃圾”的道德守则。假如社会没有这条守则，而是靠暴力机关来维护环境卫生，那国家就得掏一大笔钱来养“卫生稽查员”在每个路段监察，还得花一大笔钱养更多的环卫工人，而且最后的效果也不会太好，在看不见的角落里还是会堆着大量的垃圾。

还有“人多时要排队”，“不能破坏公物”等等道德守则，有了他们，国家才能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如果没有这些道德守则，社会早就乱作一团。

在古代，道德守则的作用更加强大。

古代社会比今天封闭得多，大部分古人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在这个封闭的小社会里，每个人做过什么，大家都清楚。假如你违反了公共道德，那就彻底抬不起头了。

西周的“礼制”，就是要用官方指定的道德规则去统治群臣和百姓。

具体的办法，就是各种看似无用的“礼仪”。

我们小时候都被家长教育说，见到长辈要问好，这就是一种看似无用的礼仪：难道嘴上问好就等于心里尊敬吗？两者间没有必然关系呀！然而就是这一句全社会都不断重复的长辈好，逐渐构成了社会默认的道德规则：晚辈要尊敬长辈。

同理，古代的统治者制定了很多繁琐的礼仪，比如儿子给爹磕头，平民给官员磕头，大臣给皇帝磕头，这些看似无用的规矩慢慢构成了“儿子要听爹的，百姓要听当官的，大臣要听皇帝的”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规范就建立起来了。道德规范一旦建立。管理者就不需要雇佣大量的人手，也可以让社会保持秩序，而不会乱作一团。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统治方法。

在西周时期，“礼制”系统比较粗糙，主要在贵族之间执行，平民还不太懂这一套。后来，“礼制”被儒家发扬光大，全民普及。成为统治中国最重要的手段。

鼎作为“礼器”，看似毫无用处，却能成为国之重器，原因也在于此。

而鼎只是工具，以鼎为最高代表的“礼制”，才是西周统治中国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