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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4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小院的宁静。

陈独秀等

还在院子里的几人听到声响后，赶忙急步走进房间，示意所有人禁声。

霎时间，每个人脸上都布满了严肃的表情。

突然一声巨响，小院的大门被踹开，紧接着听到一群人马急切地开始在小院里四处搜查，然后砰的一声！里屋的房门被狠狠踹开，一群手持枪支的警察迅速把几人包围。

“警察先生，大白天的，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陈独秀先生站在被包围的几人中间问道。

“少废话！你们几个全都跟我们走！”为首的警长愤愤说道。

就这样，所有人都被带去了警局。

被抓的人中，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陈独秀先生，还有一个人也非常重要。

他不仅是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还得到了毛主席的数次夸赞，甚至曾经差点儿取代周总理，坐上国家总理的位置。

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人

作为历史中的知名人物，大家对陈独秀这个名字肯定不会陌生。

但

柯庆施

这个人，却很少被人提起，甚至很多人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1902年，柯庆施出生在安徽省歙县一个小县城里，看着刚刚出生的孩子，沉浸在喜悦中的父母肯定想不到，面前的婴儿日后竟然会成为万人仰慕的“上海王”。

在父母的庇护之下，柯庆施拥有一个健康完整的童年，家庭幸福的他在刚满18岁后顺从父母的安排，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但是此时受新思想潮流影响的柯庆施，心里有了迫切求学的想法，他不甘于被包办婚姻的束缚，想要挣脱，去往外面的世界。

1920年，刚新婚不久的柯庆施，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告别妻子和父母，跟随陶行知等人，前往南京求学。

同年春夏交替之际，当时南京高校任职的杨贤江等人，正打算团结一批志于钻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志人士。

柯庆施等人的加入，让他们顺利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小组。

也正是这次机遇，让柯庆施心里种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对于小组提出的问题，他刻苦钻研，撰写出了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南京人力车夫底生活状况》调查报告。

此文章一经发布，便在劳动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同年8月，陈独秀先生来到南京，为发展新的革命力量物色进步青年。

在南京名噪一时的热血青年柯庆施，闯入了陈独秀的视线中。

陈独秀和柯庆施是同乡，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再加上两人对革命思想的相同志向，柯庆施很快和陈独秀成为至交好友。

两人经常有书信往来，大谈进步精神和革命事业。

1920年秋冬交替之际，陈独秀给柯庆施写信，邀他前往上海，说有要事相商。

柯庆施在看到信后，马上启程前往上海。

来到上海之后，陈独秀亲自发展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这位同乡老大哥的带领下，柯庆施更加坚定了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路。

回到南京后，柯庆施马上以实际行动来宣传进步思想，他先是组织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紧接着又在报刊上发布进步文章进行宣传，思想进步神速。

1922年，柯庆施便被选中作为中国代表，和其他青年同志一起前往海外莫斯科，参加关于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此次会议中，柯庆施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很多年后，和柯庆施一起见过列宁的同志都牺牲了，

柯庆施先生便成为了我党唯一见过列宁的同志。

也是在这一年，柯庆施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党内人士一起为革命事业而奋斗。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中，各个地区都有暴动，社会局势十分紧张，我党人士和反革命分子也从此开始了一场真正的较量。

1922年10月份，革命的风潮愈演愈烈，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触及到了当时的上海帝国主义租界者的利益。

于是，这些人便开始联合巡警，开始大肆搜查抓捕党内的进步人士。

10月的一天下午，柯庆施、周佛海等人正在陈独秀上海的家里商讨要事，突然，三个陌生人闯入陈独秀家里，说要买“新青年”杂志。

看到三位青年四处张望的样子，陈独秀警觉的意识到不对劲，慌忙把文件收进了里屋。

果不其然，没过一会儿，一队巡警就冲进了院子，他们像土匪一样四处搜查，随后还把陈独秀等人带到了警局。

陈独秀的机智应变保住了党内机密，被关进狱中的柯庆施等人甚至已经做好了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准备。

而在外面的共产主义代表们听到他们被捕的消息后，也开始积极营救他们。

最终，代表马林用500两白银买通了警局领导，这才把他们保释出来。

按道理说，柯庆施入党很早，资历非常深厚，肯定会在党内有一番作为。

然而，令人感到疑惑的是，柯庆施在后面的党内工作中，并没有进入党内核心人物中去。

人生唯一一个污点

1933年，上级派柯庆施前往上海执行任务，为柯庆施批一大笔经费。

当时的上海正值战乱，局势紧张，各方势力都在为了各自的权益争夺一席之地。

柯庆施深知，自己此行凶多吉少，甚至很可能一去不回。

而他的妻子刚刚临盆，看着襁褓中可爱的孩子，柯庆施一时间动了恻隐之心。

最终，他没有选择去上海执行任务，而是去了天津一个隐秘的地方，把经费花完后便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假报告。

所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1935年，他的欺骗行为被戳穿。

面对审查，柯庆施痛彻心扉，当即把自己的错误全盘托出，并做出了保证。

本以为这件事会很快风平浪静，没想到有人竟借这次事件小题大做，污蔑柯庆施是敌国“特务”。

一时间，此事闹得沸沸扬扬，党内甚至有人提出要把柯庆施革职并开出党籍。

后来，虽然党组织查明了真相，但柯庆施的仕途之路也因此受到了影响。

说起那些年的工作历程，柯庆施总是感慨良多。

1935年，此时柯庆施距离入党已经过去了十三年的时间，柯庆施在党内的工作有了些起色，在经历过秘书处的工作和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柯庆施先生被任命为北方局组织部长。

然而此次的顺利升迁，并没有打开柯庆施的革命生涯高潮。

他虽然跟随党内同志联合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却没有得到更多的重视。

那段时间，坐在狭小的办公室内，长期处在副职位置的柯庆施也不免会感叹人生无常，叹气自己的远大抱负难以实现，也会反复审查自己是否还存在作风问题。

在柯庆施的不断反省和不断改进中，全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在时代春风的吹拂下，他也迎来了政治生涯中的春天。

柯庆施被任命到河北石家庄担任市长，此时的他正当盛年，升迁的喜悦也让他对待自己的工作更加认真。

在石家庄担任市长期间，他整天奔波在石家庄的各个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几乎没有多余的休闲的生活，更没有娱乐消遣的行为。

到了晚上，他又开始伏案批阅文件，经常工作到很晚。

当时的其他工作人员对他的评价都是，一身中山装，吃穿随意，只谈工作的务实干部。

正是由于柯庆施在石家庄的治理功劳，也让党和国家对他格外器重。

从石家庄市长到南京市市委书记，再到江苏省的省委书记，柯庆施开始步步高升。

升迁为江苏省省委书记后，短短两年之隔，柯庆施先生再获得重用提拔，担任上海市委书记。

此时的上海，对中国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柯庆施此时被国家提拔为上海市委书记，由此可以看出柯庆施确实具有真才实干。

从1954年到1965年，在柯庆施先生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12年间，他工作态度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说一不二，将上海治理得井井有条，因其说到做到的工作风格，上海市民都喊他“上海王”。

然而，即使在工作上做出了成绩，柯庆施也从不居功自傲，也很少参加媒体活动，这也是他鲜少为人所知的其中原因之一。

有句话说“光而不耀，静水深流”，正是因为柯庆施的艰苦朴素和低调务实，所以他最终能厚积薄发，只因一篇文章就得到了毛主席的赏识。

因一篇文章被提拔为国家副总理

在他那并不是很大、有些许陈旧的办公室桌子上，常年放着几本毛泽东思想的书。

不仅如此，就连他家里的床头上，工作的笔记本里，就能看到毛主席的著作或是关于毛主席讲话的记录。

毛主席发布了《论十大关系》的重大讲话后，柯庆施对其进行琢磨和研究，细细推敲，试图领会毛主席的真正思想。后来，他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写成了一篇“加速国家建设”的文章。

巧合的是，当时毛主席正在杭州处理工作，机缘巧合下看到了这篇文章，瞬间心生喜悦，亲自对文章加以润色，成功发表在了报纸上，供大家观阅学习。

正是这次与毛主席的“以文会友”，平时低调为人，从不接受任何采访的柯庆施开始名声大噪。

一时间，大家都认识了这位上海市委书记。

当然，柯庆施并没有因为受到毛主席的赞赏而膨胀，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他仍然一如既往，甚至比以前更加尽职尽责。

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之前更加认真的研究毛泽东思想，他的那篇《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更是得到了毛主席的大加赞赏。

就这样，两篇文章成功让毛主席注意到了这位默默无闻的革命党人。

1958年，柯庆施受邀参加南宁会议。

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

会议上，比柯庆施还大9岁的毛主席，竟然尊称他为“柯老”，

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柯庆施的喜爱和器用。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在会议上拿出柯庆施写的文章，向坐在自己旁边的周恩来总理问道：“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深知毛主席如此发问的真实用意。

没过多久，周恩来就提出，希望让有能力者担任总理之位。对此，毛主席不置可否。

过了一段时间，周总理的位置没有变动，而柯庆施却被

毛主席提拔到了副总理

的位置。

1964年，柯庆施正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此时柯庆施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将自己的大半辈子时光都扑在了工作上，如今终于得到了国家赏识和重用。

然而，让人感到惋惜的是，柯庆施只担任了副总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检查出得了肺癌。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先生因病救治无效去世。

这样的一位为国家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革命党人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国家为柯庆施老先生举办了追悼会，周总理等人都前往吊唁。随后，柯庆施的遗体被安葬在了八宝山公墓。

后来，根据柯庆施家人所说，柯庆施老人家希望能葬在自己的家乡。

1988年8月2日，柯庆施又被迁出八宝山公墓，和他的夫人合葬在了自己的家乡安徽歙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