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古代史研读：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世界——希腊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希腊古典文明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其文明基因被后来的罗马帝国所继承和发展。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希腊一直是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领土，直至1453年被拜占庭帝国被新崛起的奥斯曼帝国灭亡为止。

“东方问题”概念

奥斯曼帝国作为依靠军事扩张而建立起来的伊斯兰教帝国，自15世纪跨过黑海海峡挺进巴尔干半岛而成为欧洲国家之后，就不断向中欧和西欧扩张，直至1683年维也纳之战的失利才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向欧洲扩张脚步的终止。

此后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对近东地区的控制和统治能力不断减弱。

与此同时，位于东欧平原的俄罗斯帝国在彼得一世改革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成为东欧的强国。在“南进政策”的指导下，俄国积极向黑海沿岸、土耳其海峡以及巴尔干地区扩张，对奥斯曼帝国在近东地区的霸主地位发起强劲挑战。加上此前一直对近东地区虎视眈眈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帝国，近东地区在18世纪成为了三大帝国竞相争夺的角斗场，由此引发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极为重要的“东方问题”。

东方问题这一概念来源久远，学术界一般认为，所谓的“东方问题”是指奥斯曼帝国衰落后，欧洲列强在争夺帝国领土和权益时所引起的一系列复杂的国际问题。但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它最早是在1822年维罗纳会议上讨论希腊问题时出现在欧洲的外交文献中的。

这些问题大多集中在奥斯曼帝国在近东地区的领土，即土耳其海峡和东地中海地区，前者包括博斯普鲁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三部分，一般也包括巴尔干半岛。

东方问题之所以复杂，甚至被认为是贯穿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主题之一，是因为它反映了多重矛盾，

其中就包括欧洲列强在争夺奥斯曼帝国的近东属地连同其遗产时而产生的矛盾，而这一矛盾正是19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

关于东方问题的上限，学术界可谓众说纷纭。从时间上来看，东方问题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至1571年的勒班陀海战，因为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在战争中输给欧洲国家，对于长期处于奥斯曼帝国蹂躏和威慑下的欧洲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安慰。但多数学者都认为19世纪的“东方问题”是以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的爆发为开端的，列强围绕“东方问题”的争论和角逐也因希腊独立战争的爆发而变得更加激烈。

因此想要理解希腊独立战争的背景，“东方问题”可谓是绕不开的话题。

至15世纪中期，整个希腊世界被奥斯曼帝国征服，希腊人成为奥斯曼统治下的东正教基督徒少数民族之一。而到了19世纪初期，希腊已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将近四个世纪，但希腊在文化和宗教上并未被穆斯林统治者所同化，希腊世界内部也有着很强的自治性。

当时的希腊世界包括所有操希腊语的地区，希腊人主要聚居于希腊历史上的核心地带：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中部、阿提卡、爱琴海、爱奥尼亚群岛、塞浦路斯及克里特岛，而且这些地方没有一块是完全由希腊人居住的。

希腊中部和伯罗奔尼撒半岛还聚居着大量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当然还包括作为统治者的奥斯曼土耳其人。而在希腊北部，人口结构则更为多元化，除希腊族和操希腊语的其他族群外，还密集居住着穆斯林和斯拉夫人，高地则被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和瓦拉几亚人占领。奥斯曼帝国继承了此前阿拉伯帝国的传统，对其治下的非穆斯林各族群较为宽容，允许他们保持其原有信仰。

米勒特制度

在奥斯曼帝国灭亡拜占庭帝国后，为了有效统治原拜占庭帝国境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诸被征服民族，素丹穆罕默德二世确立并实行了米勒特制度。“米勒特”是奥斯曼帝国对所有被征服民族的统称。

在帝国境内，除奥斯曼土耳其人之外的各被征服民族被划分为穆斯林米勒特与非穆斯林米勒特，非穆斯林米勒特按其成立的先后顺序被划分为：东正教米勒特、犹太教米勒特以及亚美尼亚米勒特。非穆斯林米勒特的地位要低于穆斯林米勒特，其许多的社会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帝国内所有的东正教基督徒，不论其属于哪个民族，都归属于东正教米勒特。

东正教米勒特的首领是东正教世界的大主教，这一职位总是由素丹任命的希腊人来担任，而东正教会的成员也都是希腊人。

大主教除了享有对东正教会内部精神上的管辖权，以及基于东正教等级制度的特权之外，在民事事务中也能够行使相当大的管理权，特别是在婚姻、遗产和丧葬等事务上。

而希腊人属于东正教米勒特的一部分，作为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和东正教社区的成员，希腊人一方面臣服于军事上占支配地位的穆斯林统治者，另一方面归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及地方各级主教代表奥斯曼帝国政府进行管理。

此外，在帝国的某些地区，希腊人享有实际上的自治地位和较高程度的自治权，通常还附带有税收上独有的特权。但作为非穆斯林臣民，他们仍然需要缴纳数目繁多的税赋，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低于穆斯林。

得米舍梅制度

奥斯曼帝国还通过一种被称为“得米舍梅”的特殊征兵制度定期征召基督徒家庭的男童作为素丹的奴隶，这些男童须经过专门的教育和军事训练并改宗伊斯兰教，长大后大多进入“耶利切尼”，即素丹穆拉德一世时期创立的效忠其个人的近卫军团。

作为奥斯曼帝国治下基督教各民族中数量最多的希腊人，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耶利切尼”的主要兵源之一。

米勒特制度与得米舍梅制度一起，构成了奥斯曼帝国对非穆斯林臣民的统治支柱。这两种制度在希腊人看来是一种变相的压迫性制度，前者通过给予其信仰上的自由和制度上的优待来将其收买为奥斯曼帝国的“二等公民”，压制了其反对帝国统治的愿望和可能；后者通过脱离原有生长环境的形式来达到同化其未来精英人才的目的，使其伊斯兰化和奥斯曼化，但实质上阻碍了帝国内东正教社团的正常发展。

而在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一些希腊人的家庭可以在大主教所在的法纳尔区居住，这些人在当时被称为法纳尔人。法纳尔人利用其同大主教的关系，逐渐取得了对帝国政府某些高级官职的垄断地位。

虽然法纳尔人在奥斯曼帝国宫廷的职位上代表希腊人，但法纳尔人的职位通常只是名义上的，并且权力十分有限。

“法纳尔阶层来自君士坦丁堡的11个家族，他们这种对帝国政府某些职位的特许权力阻止了许多希腊人在帝国中行使政治权力。看起来法纳尔人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希腊人的利益，但事实并非如此。法纳尔人实际上只是充当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压迫的工具而已。”素丹为了巩固帝国对巴尔干各族的统治，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作为整个东正教米勒特的首脑，授予其管理东正教地区居民的权力。

从行政管理的方面来看，奥斯曼政府有权决定担任大主教职位的适当人选，大主教为素丹政府的统治服务。

由于内部的阴谋、暗杀和贿赂行为时有发生，历任大主教经常变更，但总是由法纳尔一帮有影响的希腊人独占。

希腊本土由奥斯曼帝国中央或地方政府任命的帕夏来治理。帕夏们能够有效控制希腊本土的沿海及海岛地区，但在内陆地区，其统治基础却十分薄弱。这是因为他们所辖军队数量有限，只能委托当地的地方贵族代为统治。这些地方贵族控制着希腊社会的基层组织——公社，主要包括村里的牧师和有影响力的大家族。

他们除了缴税等义务之外，仍然享有一定的特权并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

在奥斯曼人认为难以控制的地区，如品都斯山区不登记在册的社区村庄或是伊庇鲁斯的扎格瑞自治区，公社的职能更像是独立政府。

对于希腊世界中那些无法被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和帕夏们有效控制的地区，统治者往往会用拉拢甚至收买的方式赢得在当地有影响力的克勒普特人，由他们担任雇佣兵来平衡或调解领主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争端，以维持在该地的统治。

克勒普特主要指活动在山区的土匪，或者盗贼、山匪等，但在希腊民间，这些人往往被看作是反对外族压迫、政府专制、追求自由的英雄，类似于中国人心目中的绿林好汉。

克勒普特是对巴尔干半岛南方山匪的称呼，在北方的山匪则被称为海杜克。

由于克勒普特和海杜克的首领受到当地村民的支持和崇拜，且拥有各自的民兵武装，因此各行省总督常招募他们做阿马托利来为帝国的地方政府所用。

阿马托利是由非正规军组成的，其中大部分是基督徒，他们被奥斯曼土耳其人雇佣来维持地方秩序，镇压武装抢劫和暴力活动，并守卫着鲁米利亚的重要山口。

到了18世纪末，这种由长期延续的起义与妥协并存的传统所造成的权力平衡，使希腊内地分裂为由几个彼此竞争的区域政治权力中心所构成的区域网络，这些权力中心包括帝国的地方政府、高级主教、法纳尔人以及山匪首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