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历史演义小说演变史来看，史传文学对其影响极为深远。而《东周列国志》“以《左传》作底本，而以《国语》、《战国策》、《吴越春秋》等书足之，又将司马氏《史记》杂采补入”，又佐以《吴越春秋》和《列女传》等史传文学，借鉴了《搜神记》、宋元话本等文学作品，再由作者进行加工润色，才辑演成现在通行的本子。

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时期，足有上千年的历史文化的积淀，那么，小说中的人物都演变而来，才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人物形象。女性人物，以其复杂的身份和地位，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时期。从这样一个发展流变，能够看出来不同时期的人们的女性观的差异。

古代女子的是很没有地位的，她们的身份如风中的野草，卑微低贱，命运则如工具，随人摆布；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表现出与常人不同的个性，或独立自主，或放荡不羁，她们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用她们独特的女性力量，改写了一段又一段历史。

史传文学在记载这些女性的时候，都用客观的笔法叙写着这些女性的种种人生，但也通过不同的手段表现出作者的立场，例如《左传》中“君子曰”，《史记》中“太史公曰”，《列女传》中对女性进行的分类等等，都能从侧面体现出各史传文学中的女性形象的特点。

先秦时期

1.

《左传》女性形象特点

《左传》可以说是先秦时期叙事比较完整的一部史传文学，也是详细地记载列国故事的一部历史著作，以编年体的形式系统地记载了春秋及战国前期的史实，同时继承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礼义”为核心的思想传统，对历史演义小说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二者颇多文心相通之处。

对《左传》中的女性形象的研究，现存的大体上都有这样几个观点：

首先，《左传》中的女性大多数作为外交工具，国家之间联姻，往往是巩固国家政权的一个手段。例如鲁国与齐国世代为婚姻，“自桓公以下娶于齐”，秦晋更有婚姻之好，桓公三年中记载，“秋，公子翚如齐逆女。修先君之好”，去迎娶齐国之女，就是为了重修前代国君的友好关系，也反映出在《左传》中，大多数女子是没有婚姻自由的，“女子，从者也”，孔颖达注解说“言女子有三从之义”，婚姻被附着一定的政治含义。

但是，在《左传》中也有特例，郑国的大夫徐吾犯的妹妹可以自己的意愿，在公孙楚和公孙黑之间选择公孙楚（昭公元年），这种情况女子自主选择婚姻的情况在《左传》中确实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其次，在《左传》中女性大多数都受“礼”的束缚。《诗经·齐风·东方之日》中描述女子嫁到夫家，“东方之日兮，彼妹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即女子嫁入男家后，必须待在室内，并且走路也只能踩着男人的步子走。在《左传》里，女性的规矩也特别多，并且“君子曰”常常以传统儒家道德中“礼”的标准来衡量女性所参与的事情的对错，春秋女性一般不能过问国家大事，否则会被认为是“非礼”的。

僖公二十二年中记载，郑文公夫人芈氏、姜氏到柯泽慰问楚师，楚王让乐师把割掉的战俘的左耳展示给她们，并且文中还对此进行了评论：“君子曰：‘非礼也。妇人送迎不出门，见兄弟不踰阈，戎事不迩女器’”，后来，楚成王进入郑国接受享礼。宴请完毕，文芈送他到军营里，而楚成王却带了文芈的两个女儿回去。叔詹愤然：“楚王其不没乎！为礼卒于无别，无别不可谓礼，将何以没？”从这里可以看出《左传》特别遵循礼仪的规范，而如果战争或者其他严肃的事情有女人参加，便是“非礼”。

还有宋伯姬为了守“妇义”，宁可被烧死，也要等保姆过来，这所谓的“礼”就像是对女子的一道不公平的枷锁，制约着《左传》中女子的思想和自由。

从《左传》对女性的描写来看，多数女性没有具体的姓名，只有少数女性有自己的名字，如僖公十五年中秦穆公之女名简璧，襄公二十六年中宋芮司徒的女儿名弃等等。而更多的女子则被称为“之妻”、“之母”“之女”等等，或者加上“姬”、“妫”等表示女性的称呼，具有符号化特点，也体现了女性的不受重视的程度。

除此之外，对女性的描写也相当简略：如桓公元年记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作者并未详写孔妻的样貌，但是却用细节描绘了华父督的动作——送孔妻的身影远远而去，可以猜测孔妻应该是相当迷人，而作者却仅仅用“美而艳”这三个字来概括了孔妻的美貌，而作者在描写女子美貌的词也相当单一，在襄公二十六年用“长而美”称赞宋芮司徒的女儿弃随年龄的增长而愈加美丽的特点。

这种单调的描写方式也使女子本该丰富多彩的形象逊色了许多。除了《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也是主要记载列国事件的史传文学，这些作品在描写女性人物形象时都有不同的侧重，并且都对《东周列国志》的女性形象的形成有所影响。

2.

《国语》女性形象的特点

《国语》以记言为主，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王充《论衡》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词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词以实之”，因此，我们可以把《国语》看做研究先秦列国时期女性的辅助性材料。

《国语》刻画的女性不多，通篇寥寥十几人，便能看出《国语》中的女性形象的特点。《国语》中的女性形象主要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例如在文中作者给予充分肯定的公父文伯之母：敬姜，她是书中着墨较多的女性之一。

她在对季康子问、论内朝与外朝、论劳逸等言论中，表现出一个熟知礼节、谨守妇道、深明劳逸的妇人形象，如公父文伯之母论内朝与外朝篇：“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与之言，弗应，从之及寑门，弗进而入。康子辞于朝而入见，曰：‘肥也不得闻命，无乃罪乎？’曰：‘子弗闻乎？天子及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内朝；自卿以下，合官职于外朝，合家事于内朝；寑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将业君之官职焉；内朝，子将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这段话正契合了《礼记·内则》中“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阁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论断（《礼记·内则第十二》），孔子听说了她的事情后也称赞她说：“智”和“知礼”。《国语》用如此多的语言来描写一位女性，在书中树立了这样一位女性标杆，也表现了作者对妇女“守礼”的要求。

由于整本书以记言为主，因此较之《左传》语言方面要丰富一些，在《晋语》“骊姬谮杀太子申生”中，骊姬对晋献公说道太子的计划如何周密——处心积虑的得到民心，并且善于用兵，甚至誓要夺位，还警告晋献公如果不提前考虑灾难就降临了。

《国语》中仅这一件事情上骊姬的话比《左传》骊姬所有出场加起来说话的内容还多。但也因注重记言而叙事方面不尽详述，女性形象方面不够完整，还需要看其他的作品来补充。

如晋语四中“曹共公不理重耳而观其骿肋”一篇中说道僖负羁之妻的判断，但并无后文，余下的内容可以通过《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来了解,后来晋文公知恩图报,在围郑的战争中,下令“无入禧负羁之宫,而免其族,报施也”。因此《国语》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还是略有单薄。

3.

《战国策》女性形象的特点

《战国策》主要是记录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的斗争，其中涉及女性形象有22个，比起几百名战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可谓是无足轻重，但是从这些女性的身上，我们仍旧能品读出《战国策》的女性观，从而进一步研究《东周列国志》女性形成的原因。

首先，《战国策》对女性形象的描述更加丰富、详尽一些。例如在外貌方面，司马纉向赵王夸阴姬之貌：“若乃其眉目准纊权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诸侯之姬也。”（《中山策﹒阴姬与江姬争为后》）

再如张仪向楚怀王称赞郑国和周国的女子的时候，说道：“彼郑、周之女，粉白墨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楚策三﹒张仪之楚贫》）这类描绘女性的词语在《左传》和《战国策》中几乎没有，可见对女性的重视程度略有提高。

《战国策》中不仅对女性的形象方面的塑造有所突破，在情节方面，既不像《左传》中所有的女性都散落在各篇章里，也不像《国语》的人物形象附着在语言中，多具有单篇完整的围绕女性的叙事，而且人物情节更加曲折、生动，富有小说意味。

例如在《齐策六》中用“齐闵王之遇杀”这一章节来记录齐襄公夫人事迹，写出她既是一个敢于突破世俗为爱奋不顾身的女子，又是一个富有眼光和政治头脑的王后形象；《齐策四》也用了“齐王使使者问赵威后”和“赵太后新用事”把赵威后的政治谋略和作为母亲疼爱孩子的心态表现的淋漓尽致。

作者在写到女性时，把这些女性写成了和男性一样的“策士”，突出了整部作品的“谋略”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