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王朝统治时期（1368—1644），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自身发展的晚期。

从明英宗时起，政治就日益腐败，宦官专政、奸佞当权的事就已出现。

这里要说的是荒唐的万历皇帝。

万历初年

万历初年，社会危机已经相当严重。朱翊钧即位时年纪还小，朝廷事务实际上由大学士张居正主持。

张居正看到统治危机的严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通过统治集团内部的整顿，缓和社会矛盾，增强政权机构的效能，重新稳定朱明王朝的统治。

他的整顿在当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国力有所增强。

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朱翊钧一亲政，立即改弦易辙，使这场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半途而废。

从此明王朝的政治又沿着腐败的道路继续滑下去。

万历帝的不理政事

万历时期政治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

朱翊钧成年累月深居宫中，“万事不理” ，不以国事为念。他自称“静摄”，实际上是在宫中鬼混。

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做处理，以至朝廷官员无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

史载，在万历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搁置，往往在递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自还家。

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 ，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

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

万历帝的贪财

此外朱翊钧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去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

这实际上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在地方上公然劫夺。矿监税使和他们的爪牙无恶不作，曾激起了许多城镇人民的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市民运动”。

朱翊钧在位期间，除了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外，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也恶化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一战的惨败，使得辽东的军事对抗便牵制了明王朝很大一部分力量。

万历帝死后的明朝

朱翊钧死后，长子朱常洛即位仅一个月也病死了。

新上台的明熹宗朱由校年轻不懂事喜欢弄木工活，大权旁落，宦官们窃柄弄权把持朝政。

太监魏忠贤同熹宗的媬姆客氏相勾结，上下招权纳贿，把国事弄得腐败不堪。

明神宗、魏忠贤等既贪财好货，自然上行下效，养成一派贪污风气，出现“官以财进，政以贿成”。

魏忠贤任用阉党周应秋为吏部尚书，公然按官职大小索价，每天得贿银一万两，人称“周日万”。

到了崇祯时，有人说：“贿赂之盛，莫如此日。都下有‘白变黄，黄变白’之谣。” 意思是官吏行贿原先用银子，后来改用金子，再后来又改用光彩夺目的珍珠。

官员们的职位既然是花钱买来的，上任之后自然要竭力搜括，追本求利，满载而归。贪官污吏必然加重对人民的压榨，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这也是为何后来有李自成等大批农民起义军的背景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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