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晚清时期，科举推动了经学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科举与经学密不可分，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科举制度以经学作为重要考核内容，科举与经学相伴而生从而影响学校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同时科举也受到经学的影响与制约。

科举与经学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二者可以长久共存并相互融合、血肉相连。科举制度的出现促使人才选拔方式更加公平合理，同时也更加稳固与标准化。

随着时间的沉淀科举考试在科目、内容、参考书目甚至是行文方式诸方面都逐渐制度化、标准化，到晚清时期科举与经学教育已形成一种僵化关系进而各自生发出诸多问题，预示着经学教育开始走向下坡路。

推动与限制：科举对经学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经学可以起到维护道德伦理、维系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同时还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准则。经学发挥以上作用的前提是得到上自天子下至民众的认同及传播。统治阶级的选材标准是引导学校与社会选择学习内容的风向标，经学成为传统教育的核心内容作为重要选才制度的科举功不可没。

科举是促成经学发挥其教育作用、社会作用及政治作用的重要推动力。科举对经学的发展并不仅具有促进作用，由于科举本身具有的制度化特性，它同时也限制了经学的发展，影响着经学教育。

科举对经学的促进作用

自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政治、学术以及教育领域的重要指导原则与选择内容，科举制度建立之后成为科举考试及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的正统地位，更是将经学推崇至极高位置。

与其他选才制度（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考试更加平民化，它为广大寒门子弟提供了考试机会。科举制度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允许学子们自由报名参加考试，“在察举或广义科举时代，多数情况下要有地方长官的推荐，而在进士科举时代，科举成为一种‘无嫌自进’的开放性考试。”

科举考试向平民阶层开放，不分门第、不论贵贱。这种不限门第与贵贱并非无条件开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放宽政策而已。到宋代，出身已不再是知识分子是否被录取的参考依据，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皆可参加科举。科举放宽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录取范围，使得儒家经典及其价值观念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与认可，也促使经学成为传统教育的核心内容。

科举考试不仅具有“以考促学”的强大作用，同时还具有“以考促研”的特殊功能。科举重视儒家经典推动了儒家经典走向至高地位，也促使多数读书人皆认真研究儒家经典，从而导致相关著作层出不穷。经学因科举的制度化支撑作用而得以地位稳固，并且得到传承与繁盛。

科举对经学的消极影响

科举在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的同时，亦对经学产生了消极影响。许多士子为应付考试只学习对考试有用的内容，“尤其是明清时期八股文盛行，应试之学大行其道。受功名利禄的驱使，许多人将大量心思用于揣摩‘四书’、‘五经’可能用来命题的部分”，这便导致人们对经学的曲解及割裂。

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毕竟有限，明清时期“八股取士”出现之后更是将出题范围限定在“四书五经”之中。士子们以考试中第为目的，贪图省时省力、方便快捷，只得“将大量心思用于揣摩‘四书’、‘五经’可能用来命题的部分”。

经学本身内容十又分庞大且深奥，士子们为应付考试“走捷径”，则不能系统地学习经学，从而造成对经学的割裂与理解的偏差，这不利于经学的传播与发展。

科举考试除导致士子读书“走捷径”之外，亦制约着学者们对经学的研究内容与深度，阻碍某些经学流派的发展。“当科举考试作为一种教育行动而被赋予权威时，它所考查的内容便有了官方合法性，那么就会对经学的研究有一种规范性和约束性。

一方面，规范性会使得天下人习经、研经有了统一的标准；而另一方面，由于经学的学习和研究有了统一标准，人们思想自由就会受到限制，就会使经学研究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经学研究便会陷入停滞守旧的局面。”

例如当九经义疏成为官方考试参考标准时，唐代经学由此获得统一却也导致其他一些经书逐渐淡出人们研究的视野；又如当程朱理学风行天下并深入科举考试之中时，明清时期的经学发生了异化，士子们更是断章取义、割裂经书内容。

经学在其历史进程中出现不同的学术流派，这些不同的学术派别持有不同的经学解读观念。“如果哪一学派的经学思想和经学著述被列为科考的内容用以取士，那么将极大地推动该经学派系的扩张和最大限度的传播；而如果某一学派的经学思想和著述不被科举采用，其结果往往是昙花一现，不能长久。”

自朱子的《四书集注》被官方认可并纳入科举考试体系始，“四书”便成为文化主流，改变了之前“五经”独尊的局面。

在清初，统治阶层倾向于推崇程朱理学，在科举考试中有明显体现，陆王心学则式微。经学学派的延续并发展深受科举考试的影响，无怪乎历史上经学学派之间曾为取得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先权而相互斗争。

渗入与制约：经学对科举的影响

科举在对经学产生影响的同时亦受到经学的影响及制约。以儒家经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科举制度，“从中国选官制度发展来看，科举制度文化是古代大一统观念与尚贤思想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演化的产物。”

在科举时代，早至汉代的选士制度——察举制——就已经开始以儒家经典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这与当时“独尊儒术”的政策有极大关联，自此之后选官制度与儒家经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大都尊崇儒学，在取士制度上经学的比重越来越高，为“以经取士”的科举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科举制度产生于儒家文化当中并延续了以经学选取官员的传统。

经学的发展变化会对科举考试产生影响，例如某一时代的主流经学会体现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中。宋代以“五经”为中心的义传的合理性遭到人们的质疑，“四书”开始逐渐替代“五经”成为新的经学的学术中心。

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变化是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将《孟子》纳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当中，而在此之前《孟子》并未被科举考试所选取。程朱理学对后世影响巨大，朱熹《四书集注》在当时及后世受到极大推崇。

稳固与僵化：科举与经学教育的相互影响

科举作为一项选才制度发挥过重要作用，亦曾经引导天下学子埋头苦读。科举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查内容致使经学备受推崇，更是促使学校教育以经学为核心内容从而形成稳固的经学教育系统。但是科举作为经学教育制度支撑的模式在清末愈加僵化，八股取士制度弊端明显，士子习经受到限制。

利益驱使，科举不衰

科举因其背后带来的极大利益致使天下学子埋头苦读，产生极大的社会作用，“科举考试对士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奖励，引诱着天下读书人勤奋诵经应举。科举考试奉行不讲门第，只问成绩的原则，只要勤奋向学，文章写得好，便有可能‘鲤鱼跳龙门’，骤然之间改换门庭。”应考者一旦中举便可光耀门楣，同时也能在物质生活条件上得到一定改善，到晚清时期依然如此。

下面一则事例可以简单说明：到二十岁时，有人介绍我去当家塾教师，‘束脩’（也称脩金，是教书的酬金）制钱三十二千文，这是全年的数字。……订婚了，还没有结婚，我考取秀才了，而且府考第一名。他老先生大大高兴。一考取了秀才，塾师脩金制钱三十二千文，东家自动地立即升为大银元三十二元，加了百分之三十。

以上事例是黄炎培在其自述中阐述的亲身经历。由于家庭原因黄炎培的生活一直比较拮据，成为塾师之后其收入也并不算高。不过在他考取秀才后，“东家自动地立即升为大银元三十二元，加了百分之三十。”

黄仅是获得了一个秀才的名号，便即刻得到了物质上的回馈。可想而知，参加科举中进士以后得到的利益将会更加丰厚。“参加考试的人有两个身份，一是读书人，是士；二是仕，就是当官。封建社会教育的普及程度远不如今天，能做一个读书人很不容易。在明清科举制度下，读书人享有特殊的待遇。从进入生员起，便可以免徭役，地方官要以礼相待，而且不受刑责。”

结语

总的来说，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以后便可获得当官资格，不仅可以“吃皇粮”获得较高俸禄，而且可以满足光耀门庭的愿望。名与利的诱惑使得科举能够经久不衰并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而科举的经久不衰又致使经学地位稳固，经学教育拥有足够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