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笠因郑介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国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国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介民与英国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交由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介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苏方提供有关日寇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很受英方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1942年前后，戴笠又要郑介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10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介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去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介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决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

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介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介石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10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入，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介民意见的人，认为郑介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后悔不听郑介民的方案而遭此惨败。蒋介石便再度派郑介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介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介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1个月，3月初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介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介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介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介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介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介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介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介民指出六月初很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

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底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到过郑介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狗皮膏药，瞎吹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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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的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六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是暗示他消息灵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