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开创科举制度后，打破了自两汉以来固有的世族门阀制度，给平民学子打开了一条通往仕途的道路。但一直到清初时期，官僚贵族子弟入仕依然优于贫寒出身的士子，直到康熙时期，科举制度才真正意义上做到了公平、公正。

自科举以来，大臣子弟应试多引发争议。唐代即有抑制大臣之弟之举，宋代更是创立了牒试之法，明代朝野攻击大臣子弟中式之声不断。清初以来，达官子弟与天下士子一体应试，而中式独多。

康熙二十三年甲午科，都御史徐元文之子徐树声、侍讲学士徐乾学子树屏，同时中顺天举人，后以取士不公被罢革；三十八年已卯科顺天下乡试发榜后，因取士不公，人心不服；三十九年庚辰科会试，所中大臣之弟居多，又引起天下士子公愤。经过了这几次教训，康熙皇帝决定要对科举制度，作出一次大的变动，此即为更定官卷。

官卷制度的基本概况

清初时期，各省乡试皆属民卷，而且各省士子参加乡试都有固定的编号。以顺天乡试为例，直隶生员编为贝字号，宣府生员编为旦字号，奉天府学生编为夹字号。

再如江南乡试包括江苏、安徽两省生员，安徽士子编为上江字号，江苏士子则编为下江字号。其他各省士子也都有相应的编号。

康熙三十九年，为了彰显朝廷开科取士之公正，康熙帝特谕大学士九卿，在原来各省民卷编号之外，另立官卷编号。还以直隶乡试为例，本来直隶生员属于贝字号，如果是官员子弟，则要在“贝”字下另叫上一个“官”字，以区别于民卷。

同时，属于官卷的生员参加考试，不能与民卷在同一号舍。并规定官卷不仅仅局限于官员子弟，其兄弟之子，也都编为官卷。甚至是丁忧、告假、致仕之各官之子弟，其编号也列入官卷。

应该说，康熙皇帝的这个决策是英明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官员子弟取中过多，因此官卷必须按定额录取，不得挤占民卷的份额。

官卷的中额情况

官卷制度确立后，又有许多的细节调整，其原则就是越往后对官员子弟的限制越严格。雍正继位后就规定，有些偏远省份之官卷，由于参加应试的生员文理不通，不能足额录取，但朝廷不能因此降低标准，宁缺毋滥，不足之额调拨给民卷。

到了乾隆二十三年，官卷中额形成定制：大省每二十名取一名，中省每十五名取一名，小省每十名取中一名。后来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朝廷发现这个规定过于生硬，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比如江苏省属于大省，按例每二十名取一名，如果官卷数量都是二十的整数到也好办，可问题是有的时候官卷数量是39、59那么就无法取舍了。为了平衡这一矛盾，朝廷又出新规：零数超过规定数一半可加中一名，即官卷数量在31至39名之间时，即可取二名，以此类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某一科官卷数量很多，那么朝廷就不会按照二十取一、十五取一的办法来实施，而是以各省中额自六名至一名不等。以浙江为例，乡试中额是94人，其中最多只能录取6名官员子弟。

总体而言，每次乡试时官员子弟录取的名额都不会太多，所以按照二十取一、十五取一又或是十取一的情况才是常态。

官卷是清代科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将官员子弟与平民子弟加以区分，其可贵之处在于，朝廷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照顾大臣子弟，相反则是把更多的机会留给那些贫寒士子们。

道理很简单，因为官员子弟们往往在朝廷中可以打通各种关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将官员子弟单独拿出来考试。这样一来，官员子弟也要与贫寒士子一样，必须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方能一朝中举。

设立官卷制度，是清王朝取信于民的利好举措，其目的就是为了安抚天下士子之心，并博得舆论的好评。不仅如此，自雍正以后朝廷还规定，各省乡试中，官员子弟按例是没有机会中解元的，中举的最高名次为第十九名。

看到这里或许还有读者有疑问，既然清代科举实行官卷制度，为何清代还有那么多的官二代、官三代以及数不清的科举世家呢？难不成到了最后还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遗憾的是，清代的官卷制度仅仅限于乡试这个层面，并没有在会试阶段得以推行。这其实不难理解，科举几个阶段中，以乡试的影响力最大，真正能通过会试的是极少数，所以朝廷对乡试的录取中额，必须要保证最大程度的公平、公正。

但有一点还是肯定的，官员子弟无论资源多好，背景多硬，乡试这一关那也是必过的，只要朝廷能把住这一关，即使在会试阶段多给官员子弟一些照顾，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