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改朝换代这些循环性的事件如同经济周期一般循环发生。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从繁荣到危机，再到萧条，最后经过经济改革实现再分配，最终走向复苏繁荣。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其实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体现。

土地兼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特征，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初具规模，而在战国时期得到了巩固。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所有制和农民土地所有制成为封建社会对土地归属的三种主要表现形式。作为统治者，要对这种土地兼并引起的矛盾进行调节，以维持统治。

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社会演进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的优势加剧了土地兼并，这导致了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进一步压缩。农民要么依附于地主成为佃户，要么成为无地的流民。这种矛盾的加深最终引发了农民起义，对统治阶级形成了一定的危机。

面对土地兼并引起的农民矛盾，统治者的反应主要有两种：一是抑制兼并，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二是听之任之，默认土地兼并的进行。这种矛盾的处理在封建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

以东晋为例，谢安在东晋时期作为衣冠南渡政权的代表，同样面临土地兼并的矛盾。尽管存在土地兼并的问题，但谢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调节这种矛盾。他实施了轻徭薄赋的税收政策，对占山护泽、强盗等行为进行了律法制裁，同时在户籍的清查中对王公贵族实行征缴。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农民的利益，确保农民土地所有制的权益。正是在这种政策的支持下，东晋的庄园制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后来的北伐提供了有力支持。

然而，东晋的统治者并没有解决土地兼并的根本问题，这一问题在南宋时期得到了再次显现。宋理宗时期，土地兼并导致社会阶层矛盾激化，民众生计困难。尽管王安石实施了“不抑兼并，田制不立”的土地制度，但这并没有根本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使小农家庭在土地开垦上付出更多努力，同时加剧了两极分化。两税法的实施更是加速了自耕农的破产，租佃制度逐渐推广。

在南宋时期，对外贸易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兴起掩盖了土地兼并带来的矛盾。然而，到了南宋理宗时期，土地兼并引发的阶层矛盾逐渐暴露。张居正在明朝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变法，实现了从户丁收税向以田亩收取赋税的转变。这一改革减轻了自耕农的负担，促进了工商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然而，张居正变法的后果却是短暂的，明朝后期土地兼并问题再次加深，自耕农生计困难，流民问题日益突出。

明朝末年，土地兼并导致了大量的农民起义，张献忠、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群众纷纷响应。这一时期的统治者对土地兼并置若罔闻，加之官员的摊派和各宗室之间对皇权的争夺，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南明作为继任者，未能化解土地兼并引起的矛盾，最终也走向了崩溃。

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每一个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都面对着土地兼并引起的矛盾，他们的不同反应直接影响了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这种周期性的循环，正如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一样，反映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不断演变。

总的来说，封建社会的土地兼并问题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矛盾，其处理方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从东晋到明朝，统治者通过不同的手段调节土地兼并引起的矛盾，但未能解决其根本问题，最终导致了封建社会的周期性循环，以及社会的不断演变。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和流民成为历史的牺牲品，而统治者的决策则直接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