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英雄辈出，波澜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诸葛亮与司马懿尤为耀眼。

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慧的化身、清廉的楷模、民爱的贤相，堪称忠诚与正义的代表。

相反，司马懿则被描绘成阴险狡诈、残忍嗜血的权谋者，其政治手腕与野心，让他留下了复杂的一笔。

有人说，司马懿是历史上被遗忘的“罪人”，他的名声理应被后世的笔墨所埋没。

不仅如此，还有论者指他为导致朝鲜脱离华夏版图的罪魁祸首。

冷酷无情，狠辣权术

在漫长的三国史诗中，司马懿以其深沉的智谋与军事才能占据了一席之地。

然而，在古人的道德观中，这样的人物往往难以脱离“狠厉阴毒”的标签。

《晋书》记载，曹操初见司马懿便识破其“狼顾相”，形容其面朝一方而思虑另一方，暗喻其狡诈多疑。

司马懿的性格被定义为“猜忌心重而又残忍”，其行径中的残暴，可以从他平定三大叛乱中窥见一斑。

公元238年至239年，司马懿东征辽东，针对公孙渊一族采取了极端手段。

他先是处决了前来投降的使者，随后斩杀了公孙渊及其子。

当司马懿进军辽东城时，下令屠杀城中十五岁以上的男子超过七千人，并将尸体堆砌成观。

此外，他将公孙渊集团内的官员一律斩首，包括将军毕盛等二千多人，其残忍程度令人发指。

公元249年正月，发生了震惊朝野的高平陵之变。

司马懿与曹爽共同辅政，但内心早有不满。

在这一年，司马懿发动政变，以谋反罪名处决了曹爽及其一干党羽，包括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桓范等人，更极尽残忍地灭了三族，连曹爽的姐妹及其女婿也未能幸免。

公元251年正月，曹芳嘉平三年，王凌因心怀不满于司马懿，与外甥令狐愚密谋政变，意图废黜曹芳，立楚王曹彪为新君。

司马懿得知后，表面上先发赦书，宽赦王凌之罪，同时写信安抚他，示以善意。

然而，背后却暗集兵力，突然率领大军直扑王凌驻地。

王凌察觉形势已去，无力回天，遂选择服毒自尽，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

司马懿随后进兵寿春，对王凌的同谋者进行搜捕。

所有涉及此谋变的人士，无论深浅，皆被严厉打击，涉案者及其家族一律诛灭三族。

司马懿的冷酷还止于此，他还命令挖开王凌与令狐愚的坟墓，将二人的尸体剖棺暴露于市，以示儆效，暴尸持续三天。

此外，司马懿还将二人的印绶与官服焚烧，并将灰烬埋于土中，彻底抹除二人的官位与荣誉。

司马懿强迫楚王曹彪自杀，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势。

他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将所有可能构成威胁的魏国王公全部拘捕，囚禁于邺城，并严格监视，严禁他们之间的任何交往，以防止新的政变萌芽。

从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出，司马懿的政治手腕极为冷酷和残暴。

他大规模屠杀涉事者及其家族，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而且通过一系列后续行动，巩固并扩张了自己的权力。

他的统治手段和政治清洗的规模，体现了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狠辣性格、残暴冷酷。

屠戮无度，祸起东疆

为何说司马懿是历史的罪人？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平定辽东”并屠杀千人的蝴蝶效应，导致了朝鲜脱离华夏版图。

公元226年，魏国文帝临终之际，召集了其三大托孤之臣：曹真、陈群、司马懿，将年幼的儿子曹叡托付于他们，以确保国家的未来和稳定。

次日，文帝驾崩，曹叡继位，是为魏明帝。

未过多时，蜀汉的丞相诸葛亮孔明便挥师南下，越过峻险的秦岭，直逼魏国的重地陕西（即古代的雍州）。

面对蜀军的强大威胁，魏国迅速做出反应，派遣曹真赴陕西组织防御。然而曹真病逝，这一棘手的防线指挥棒便交到了司马懿手中。

他接替曹真的位置，镇守西安，即古长安。

司马懿的部署确保了西部边疆的安全，然而东部边境的局势却变得日益紧张。

东北边陲，从今天的东北三省直至朝鲜半岛，一股独立势力正在崛起。

公孙渊一族在此地纵横数代，逐渐形成了几乎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的地方王国。

公孙渊与江南的孙吴结盟，使得他们的势力更加强大。

公孙渊的父亲公孙康曾是辽东的守将，他在乐浪郡南部以平壤为中心扩展领土，又新设带方郡，使得这一地区的军事力量得到加强。

这支军队不仅在朝鲜半岛南部拥有深厚的影响力，而且与日本列岛的居民有着紧密的联系，构成了对中原王朝的重大挑战。

公元238年正月，魏国的军师司马懿带领精锐远征军自洛阳出发，重蹈前年魏军讨伐的征途，深入辽东，直至辽河畔，紧紧包围了辽阳城。

然而，不期连绵的大雨如注，将魏军的阵地淹没，仅剩不足一个月的粮食，全军似乎陷入了绝境。

尽管洛阳方面急切地呼唤司马懿撤军，但他坚决不肯收兵，誓要一举攻克辽阳。

幸运的是，天意似乎也在关注这场战斗，大雨突然停歇，包围圈的构筑工作得以完成。

魏军不分昼夜，筑起假山，挖掘地道，搭建箭楼，竖起挡箭牌，一场准备已久的攻城战全面展开。

巨石飞落，箭雨如注，城墙在连续的冲击下颤抖。

恰在此时，一颗巨大的流星横扫天际，从辽阳城上空划过，其尾带着耀眼的白光，坠落于城外河中。

这一奇景，使得城内士气大乱。

公孙渊见状，慌忙企图突围而出，终因士兵心神不宁而被魏军所擒，丧命于流星落地之处。

司马懿随后进城，残酷地将城中所有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全部处死，以七千余人的尸体堆砌成金字塔形，彰显其战果。

这场血腥的征战彻底肃清了辽东的力量。

同时，魏军的别动队从山东半岛出发，渡过黄海，成功登陆朝鲜半岛。

他们迅速征服了乐浪、带方两郡，终结了公孙氏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五十年的“公孙王国”。

也是从那时开始，朝鲜半岛、日本的居民开始直接接触中国的中央政府。

作为其表现之一，倭女王卑弥呼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

司马懿在平定辽东之战后，他不仅无情地处决了公孙渊及其父子，还将公孙渊麾下的官吏数千人一网打尽，极尽铁血政策之能事。

更为严重的是，司马懿接着下令将辽东及带方、乐浪、玄菟地区的十五岁以下百姓全部迁往幽州等地，这一行为导致了汉四郡一片荒芜，无人烟烟。

这两件极具争议的决策，无疑给了高句丽以可乘之机。

司马懿一旦率军离开，那些被迫空出的土地便成了高句丽扩张的绝佳机会。

随着时间的流逝，高句丽不断蚕食这些昔日汉四郡的土地，直至西晋时期，高句丽已然将这些区域完全纳入其版图。

数百年的分离使得辽东和朝鲜半岛北部逐渐形成了高句丽的文化和政治地貌。

直至唐高宗李治在位期间，高句丽在唐军和新罗军的联合进攻下终于灭亡。

尽管唐高宗尝试将中原的百姓重新安置至辽东，以期复兴汉族文化与影响力，朝鲜半岛北部的局势却已被新罗所主导。

若司马懿当初未曾采取那种极端的屠戮与迁移政策，未将辽东及其他三郡的汉人百姓驱逐，而是维护这些地区的汉族人口密度，朝鲜半岛北部可能仍旧紧密联系于华夏大地，未必会如此轻易地脱离出中华文化的影响圈。

这样一来，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或许会有一番全然不同的风貌。

这一切，皆因司马懿一时的决断，而令历史走向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平定辽东，埋祸日后

司马懿一举剿灭公孙渊，终结了公孙氏在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将这些地区重新纳入了曹魏的北方统一管辖之下。

高句丽一开始在这场剧变中扮演了依附者的角色，积极支持曹魏征讨公孙渊，仍旧在玄菟郡的框架内发展势力，伺机向辽东地区扩张。

自太祖大王以来，高句丽已确立向辽东拓展疆域的国策，并逐步实施。

到了东川王时代，这一策略得到进一步明确，形成了具体的扩张步骤和方式。

高句丽洞察到，自两汉以来，辽东、玄菟等地因其偏远且交通闭塞，中央王朝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尤其是在中原王朝政局动荡、战乱频发时，这些地区更是疏于管束。

公孙氏从东汉末年起便以微末之躯逐步崛起，最终成为辽东地区的独立势力，足以引起魏、吴两强争夺。

公孙渊的覆灭后，东吴因力量不足而无法延伸其势力至东北，而曹魏则因应对蜀国的北伐而疲于奔命。

东川王捉摸时势，选择此机逐步侵占辽东，通过事实上的占领，逐步巩固地盘。

他采取向曹魏朝贡、表达友好的方式，以求得中央的默许或认可，从而使高句丽的势力范围和疆土不断扩展。

从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可以看出，司马懿的举措无疑为高句丽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间接促成了朝鲜半岛北部的长期脱离中华版图。

因此，有理由认为，司马懿的决策在历史上对朝鲜半岛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他无意中成为了导致朝鲜最终脱离华夏版图的罪魁祸首。

司马懿平定辽东之后，破襄平城，其手段之狠，可谓冷酷至极。

他将十五岁以上的男子屠杀七千余，残暴不仁，再将辽东百姓强行迁徙关内，欲以此扫清边患，然而反倒为日后之祸患埋下伏笔。

昔日，辽东汉人在这片辽阔的东北大地上东伐高句丽、西击乌丸，曾是东北霸主，权势显赫。

司马懿一番行动，却是如同秋风扫落叶般，将这些汉人势力连根拔起，自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辽东的经营成果荡然无存，一片势力真空地带由此形成。

自此以后，直至今日，汉民族在东北方向的军事和文化扩张始终处于守势，未能再有大规模的向外开拓。

由司马懿此举造成的势力真空，为后来的异族崛起提供了沃土，从而导致东北方向的威胁持续了逾千年之久。

五胡乱华，险些使华夏文明毁于一旦。

游牧民族的南侵，让中原大地一片疮痍。

满清的入关，则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整个中国沉沦四百余年。

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司马懿当初能稍存仁心，未曾如此残忍地剿灭辽东，或许华夏的版图会否更加宽广？

又或者，如果在那关键的公元238年，没有这一断层，汉族是否能在那广袤的西伯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扎根开疆？

这种“如果”的思考虽无法改变历史，却能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

每当历史走到关键的十字路口，总有那么一瞬间的选择，可能就决定了未来几百年的走向。

所以司马懿可以说是历史的罪人了。

参考资料：

艺术加工下的司马懿新形象张国香冈田英弘著；蔡畅，邹仲苏译. 倭国时代[M].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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