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蒙古兵北撤后，金廷上下就继续抵抗还是迁都南逃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迁都汴京

1214年（宋嘉定七年，金贞祐二年）四月，元帅左都监完颜弼上奏说中都已处蒙古威胁之下，应弃中都而南迁汴京，认为汴京南有淮河，北有黄河阻隔，西据潼关要地，可以固守。

判南京留守仆散端等汴京官员也再三上奏表请南迁，于是金宣宗声称：

“燕京乏粮，不能应办，朝廷百官诸军今暂往南京，等一、二年后，粮储丰备，再归燕京未为晚也。”

但大臣们纷纷上书反对迁都，指出“有中都则有河北、河南，无中都，河北不可保，河南岂能独立乎？”

左丞相徒单镒也认为：

“銮辂一动，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讲和，聚兵积粟，固守京师，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辽东根本之地，依山负海，其险足恃，备御一面，以为后图，策之次也。”

太学生赵防等四百人也一齐上书极论此举利害，而金宣宗却“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为由，坚拒不从。

五月十一日，金宣宗以迁都汴京诏告国内，任命完颜承晖为右丞相兼都元帅，抹燃尽忠为左副元帅，与太子完颜守忠一起留守中都。

十七日，金廷以骆驼三千匹满载宫室中的珠宝，车三万乘载运文书先行；放出宫女二千四百人，嫁给亲卫士校无妻者，以收军心。

十八日，金宣宗出丽泽门离开中都，七月至汴京。金宣宗南逃汴京，标志着金王朝已无可挽回地踏上了死亡之途。

2、中都沦陷

果然，金宣宗前脚刚离中都，驻扎在涿州一带的乣军便叛金起兵。

金宣宗离中都南下时，曾命左副元帅抹撚尽忠善抚乣军，以为中都金军声援。不料鲁莽的尽忠因小故“辄杀”乣军数人，激起兵变，杀死女真人主帅，进攻中都。

都元帅完颜承晖闻讯，急遣兵到城南的芦沟桥防御，以阻挡乣军北进。乣军千人潜游渡水，自背后袭击守桥金兵，金军溃败入城。乣军声势大振，在与割据辽东的耶律留哥联系的同时，遣使归降蒙古，请求支援。

成吉思汗得知金帝迁都汴京，怒道：

“既已约和而迁都，是有疑心而不释恨矣。特以讲和为缓兵之计耳。”

七月，军来降，他即命蒙古将领三木合拔都与契丹人石抹明安、汉人王楫等率军南下会合。

蒙军于征战中每以屠杀立威，欲敌人由此恐惧而归降，结果反使更多的抵抗者怕遭屠城而守城不下，使得蒙军虽攻破城池，也难以久占。

至此，石抹明安便建议变屠掠为招降，使那些未归降者望风而降，成吉思汗从之。于是蒙军攻入长城古北口后，竖起招降大旗，金军果然纷纷迎降，景、蓟、檀、顺等州相继被占，对金中都形成了围攻的态势。

金宣宗、术虎高琪见蒙军再围中都，便不顾群臣反对，把留守中都的皇太子守忠召回汴京。皇太子离开中都，表示金廷已无意坚守中都，大失人心。

1215年（宋嘉定八年，金贞祐三年）正月，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今北京通县）降蒙，蒙军完成了对中都的包围。

金宣宗虽不敢留守危城，但也深知“中都重地，庙社在焉”，不可失去，便诏令元帅左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分率诸道兵约四万人北上救援。

此时，金朝赖以起家的猛安谋克兵已有名无实，战斗力极差。

故永锡军在涿州旋风寨遭遇蒙古兵，一战即溃。护运粮草的御史中丞李英收编河北“义军”三万人增援中都，因河北屡遭蒙军蹂躏，经济残破，千里荒芜，李英便命士卒每人携粮三斗北上。

三月，进至霸州（今属河北）北，李英嗜酒，军无纪律，遭到蒙军袭击，金军大败，李英战死。乌古论庆寿军闻之也溃散南逃。

当时金宣宗虽屡遣大将北上增援，但独揽朝政的术虎高琪忌恨完颜承都危在旦夕。

完颜承晖以抹撚尽忠久在军旅，知兵事，遂以守城之事全部委付尽忠，自己总持大纲，以期守住都城。

五月初，抹燃尽忠见外援不至，中都危急，密谋弃城南逃，承晖对此无可奈何，于初二日服毒自杀殉国。

是日晚，抹燃尽忠与爱妾及所亲者出城南逃，凡在中都的后宫妃嫔尽弃之不顾。次日，石抹明安率蒙军进入中都。尽忠至汴京，金宣宗释其罪不问，仍为平章政事。其后抹撚尽忠因与术虎高琪争权失宠，而并以弃中都之罪诛之。

金朝自海陵王完颜亮迁都中都以来，中都一直为金朝都城，就如同北宋末年宋徽宗失去了燕京这一重要屏障后随即被金军所灭一样，金中都至此失陷，也昭示着正在汴京的金朝即将被汹涌而至的蒙古铁骑所淹没。

3、第一次汴京危机

此时天下大势，宛如北宋末年的翻版。金朝与蒙古之关系，如同辽亡前夕北宋与金的关系，而其屈膝求和、连续南逃，又一如北宋之与金朝。

同时金朝君臣还一直视南宋如附庸，看不起南宋；南宋虽向金贡纳岁币，但又视金为仇敌，欲收复中原失地的念头始终未消失，又如北宋徽宗联金灭辽一样，欲与蒙古结盟以图灭金。而在一旁的西夏还幻想着通过依附蒙古侵金以获得利益，一如当年金朝初起时附金侵宋之例。

西夏神宗因对金人拒不出兵援助自己抗蒙不满，便变附金抗蒙为附蒙侵金，派兵协助蒙军进攻金河东地区，并乘机侵入金陕西州府，与金陕西驻军角斗不断，互有胜负。

1216年（宋嘉定九年，金贞祐四年)二月，成吉思汗派三木合拔都率军借道西夏进攻关陕，对金朝新都城汴京进行一番试探性的攻击。

十月，蒙军进攻潼关，金将泥庞古蒲鲁虎战没，蒙军由小路经嵩山直趋汴京。金宣宗急命大臣提控镇抚京师，修缮防城器械，并令黄河沿河除通报军情的小船外，其他船只全都焚毁，以免为敌所利用。

蒙军看到汴京已有备，便攻掠汴京四周州县，欲用当年围攻中都之战术围困汴京。

当时有御史请求金帝“以陕西兵扼拒潼关，选在京勇敢之将十数人，各付精兵数千，随宜同察，且战且守，复谕渝河北，亦以此待之”。

但术虎高琪只想用重兵屯驻汴京以自固，而不复顾州郡残破，任随蒙古兵四出掳掠。

金宣宗惧对追踪而来的蒙古铁骑，再次遣使乞和，成吉思汗此时还未有攻占河南的打算，认为“譬如围场中獐鹿，我已取得，独余一兔，不妨舍之”。

但蒙古兵法，军前机宜，可由军帅便宜处置，故进攻河南的蒙军主帅遣使告诉金宣宗说：“若欲议和，以河北、山东未下诸城来献，及去帝号称臣方可。”于是和议不成。

十一月，金河东行省胥鼎亲率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精兵入援京师，陕西金军也于定西（今属甘肃）大败西夏军四万人，迫使东出的西夏军退兵。

蒙军眼见形势发展对己日益不利，故在前出至距离汴京仅二十里的杏花营，与金军小有接战后，便向西主动退兵。

金人由此收复了潼关，暂时稳固了拱卫汴京的防线。十二月，金兵反攻西夏，夏神宗分道派兵抵御。次年初，西夏又应蒙古的征调，派兵三万配合蒙军攻击宁州（今甘肃宁县），被金人击败。

在西夏的不断侵扰下，金陕西精兵不但无法入援京师，反要金廷派兵增援，以与西夏军抗衡，使得金朝形势更为艰难。

4、金人攻宋

金宣宗迁都汴京时，为拱卫京师及免人户被蒙军掳掠以增其实力，便强迫河北军户百万余口迁居河南，而河北民众随之南渡黄河以避战乱者也甚多。因南迁军户全靠朝廷赡养，一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致使金廷不堪负担。

于是金廷欲括河南民田以给河北军户，造成河南民间大惊疑，加上“系官闲田及牧马地可耕者”不足分配，扩地之议只得作罢。但因兵乱不断，吏治败坏，百姓逃匿、田地抛荒严重，民众往往为“盗”，金廷虽屡下大赦，却“贼起益多，动计数百，驱牛焚舍，恣行剽掠，田谷虽熟，莫敢获者”，使得暂时未受蒙古人直接攻击的河南地区也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时常出现大范围饥荒，连军粮供给也十分困难，甚至发生人相食的惨况，灾民大量南逃宋境。

金廷为使将士不生异心，把其家属尽数迁入京师，不数年京师粮尽，无以为食，乃听其出，而流离失所，对士气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垂垂欲亡的金廷君臣对此并无悔祸之意，反欲再与南宋开战，以索取急需的南宋岁币。

国力衰敝的金朝在蒙军的不断进攻下溃不成军，其燕云以北土地均已失陷，对河北、河东的统治陷于土崩瓦解之中，关陕、山东也激战不息，所能控制的仅河南弹丸之地，故宋廷虽仍与金朝和平相处，双方使节仍按惯例往来，但对金之态度却有了很大变化。

当时金使来“索岁币，语慢甚”，接待金使的宋官袁韶便道：“昔日两国誓约，止令输于燕京，不闻在汴京。”金使者语塞。

1217年（宋嘉定十年，金兴定元年）正月，金宣宗对辞行的宋使说：“闻息州南境有盗，此乃彼界饥民沿淮为乱耳。宋人何故攻我？”

术虎高琪乘机请发兵伐宋“以广疆土”。金宣宗也颇欲用武力逼迫宋人屈服，但也明白一旦与宋开战，不仅使金朝陷入两面作战之困境，而且抗蒙安民急需的宋人“岁币”亦将彻底断绝，关系不轻，便故作姿态道：“朕意不然，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

四月，金宣宗以宋人不再纳岁币为由，从抗御蒙古、西夏前线调回金军主力，命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统领南渡淮河侵宋，攻击信阳军（今属河南）、光州（今河南潢川）、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等地；另遣军队进攻川陕边境上的大散关，欲打开进入四川的通道。

宋京湖制置使赵方早已估计到金人可能南侵，已在险要处构建了工事，至此命部将扈再兴、陈祥、孟宗政分列三阵在襄阳城（今属湖北)外设伏，三面夹击进犯的金兵，金兵溃败。扈再兴等乘胜进抵枣阳（今属湖北），击溃围困枣阳的金兵。进攻光化军、随州(今属湖北)的金军也被宋将击退。随后宋军又在淮东顶住了金人的进攻。五月，金兵北退。六月，宋宁宗接到前线传来的捷报后，才下诏伐金。

七月，金宣宗召集百官议事。虽然当时主和议者频多，但术虎高琪却奏报说：

“百官之议，皆请整兵设备，以逸待劳，此上策也。”

5、宋夏联军

此时，成吉思汗留木华黎负责对金作战事宜，自率主力西征，蒙、金间的战事稍有减弱。于是金宣宗便“以宋遣兵数犯境，及岁币不至，诏谕沿边州县以声讨南宋”，令金军准备再次南下。

十月，许古上疏请先遣使与宋议和，参知政事张行信支持许古的建议，故金宣宗命许古起草通宋议和的牒文，但却被术虎高琪以“文中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不足取”为借口搁置。

十一月，金廷令河南帅府举兵伐宋，并命陕西行省胥鼎分兵三路由秦州（今甘肃天水）、巩州（今甘肃陇西）、凤翔府（今属陕西)南进。

但是，宋、金两军在川陕大散关一线来回拉锯，互有胜负，陷入胶着态势。四月，河南金兵围攻随州、枣阳，与宋孟宗政部在枣阳城下激战三个月，因宋援兵大至，溃散而退。

是年末，金宣宗因首战不胜，遣开封府治中吕子羽使宋，试探讲和，但在准河被宋人所拒。于是金宣宗诏命枢密副使、左副元帅仆散安贞辅佐太子守绪率军大举南侵。

苦于金朝苛政的山东百姓起事抗击金军，1218年正月，其中最大一部李全夫妇也率所部归附宋朝，被授予京东路总管。李全屯军楚州（今江苏淮安），并以此为基地，多次北袭金州郡，使“金人不敢窥淮东者六、七年”。

李全还劝说金元帅张林率山东青州、登州、莱州、济南及河北沧州等十二州降宋。

1217年秋，蒙古西征，再次征兵西夏。西夏人因随蒙征金频频失败，遭受很大的人员伤亡与财物损失，感到不堪负担，故拒绝再次出兵。蒙军于是发兵攻打西夏，围攻中兴府，惊恐不已的西夏神宗留太子留守，自己出奔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待次年初蒙古退兵后才返回。

联蒙侵金却反遭蒙军的侵扰，西夏神宗决定改变策略，请求与金谈和，却为金宣宗所拒绝。于是西夏神宗再次改弦更张，遣使再去联宋图金。

正在漫长的边界线上抗击金军南侵的宋人，当然欢迎西夏人的这一举动。1219年（宋嘉定十二年，金兴定三年）二月，宋利州路安抚使丁焴出面写信答复，同意联兵。几经往复，双方于次年五月约定同时出兵，夹攻金军。

八月，得到宋军配合的西夏发兵万人攻破会州，金守将乌古论世显投降，关陕大震。

金宣宗焦头烂额，只得反过来向西夏请和，但这次却是西夏神宗不许。九月，西夏军二十万人攻打金巩州，宋将张威、王仕信等分道而进，会夏军于巩州城下，但在金行元帅府事赤盏合喜的拒守下，未能攻城成功，只好退兵。

夏军在退兵途中遭到金军的伏击，伤亡甚重。十月，宋人再约夏军合攻秦州，夏军不敢再出。宋、夏联军虽未能成功，但宋人却由此牵制了金朝相当的兵力、财力，使其正面战场上所受的压力大为减轻。

6、蒙宋联合

金对南宋的“取偿”战争，终于将宋人推向蒙古一边。

成吉思汗于西征前，为达到与宋联兵攻金的战略目标，再次派使者与宋联系。

据《元史·石珪传》载：1218年，成吉思汗派葛葛不罕与宋议和。次年，山东义军首领石珪令麾下刘顺前去中亚寻斯干城，觐见西征途中的成吉思汗。

当时南宋朝野不断有人献策北通蒙古，并有人具体提出通过山东“诸豪”以结盟蒙古夹攻金人的建议。虽然宋廷上仍有不少官员引北宋宣和“海上之盟”的历史教训加以反对，但金军不断大举进犯的现实，促使宋宁宗做出了派遣使臣与蒙古联系的决定。

1220年（宋嘉定十三年，金兴定四年）春，宋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旨派遣制置司计议官苟梦玉、赵拱“往河北蒙古军前议事”，拜见蒙古驻汉地主帅木华黎。

此时木华黎仅以十余万众与金军周旋于河北、河东、山东及陕西等地，难以彻底打垮金人，故对前来寻盟的宋使大表欢迎，盛情款待。

木华黎每次见到宋使，都说：“你大宋好皇帝，好宰相。”

每逢蒙古人打猎、击鞠（一种古代体育运动），木华黎便邀请宋使参加。随后木华黎留下赵拱，遣人陪伴苟梦玉西去中亚觐见成吉思汗。

经过长途跋涉，1221年（宋嘉定十四年，金兴定五年)四月，苟梦玉抵达西域铁门关的成吉思汗御帐。

宋使的到来，显然令成吉思汗甚感高兴，随即“敕差噶哈护送苟梦玉回其国”，数月后回到木华黎处。木华黎又遣速不罕伴送赵拱与苟梦玉、噶哈一起还宋通好。

为表示诚意，蒙古人还将征金时所获的北宋元符三年“皇帝恭膺天命之宝”玉玺一方及宝样一册赠还宋人。

赵拱等辞行之日，木华黎吩咐蒙古伴使说：

“凡遇好城子，就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著打著。”

蒙古人的盛情给宋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赵拱曾在《蒙鞑备录》中写道：

蒙古人“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风”，认为由于金朝叛臣的教唆，破坏了这一淳朴之风，“为可恨也”。

七月，淮东制置司遣人护送蒙古国信使入朝，并将蒙古人所赠的玉玺送呈朝廷。宋帝为获得祖宗“旧物”而大行庆赏，但对于蒙古使节入宋，反对者仍然不乏其人。

淮东制帅贾涉还上书宰臣，认为朝廷应高度重视“山东忠义军”与蒙古的潜在威胁，宰相史弥远听后颇为不快。

7、金国神补刀

在宋、蒙使节穿梭往来之时，金宣宗于1219年初命金军分兵三路，西自川陕，东至江淮，齐头并进，一时烽火千里并起。

正月，西路金军首先进击黄牛堡，宋兴元都统吴政战死。二月，金军乘胜连占武休关（在今陕西留坝南武关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北大安）、洋州（今陕西洋县）等地，宋守将争相逃遁。

宋都统张威遭部将石宣袭击大安军金兵，歼其精兵三千人，俘获金将巴土鲁安。西路金军主力闻知后，即刻退兵。

东路金军在左副元帅仆散安贞的指挥下，围攻安丰军（今安徽寿县)与滁州（今属安徽）、濠州、光州。闰三月，此路金军再分兵三路，一路自光州进犯黄州麻城（今属湖北），一路自濠州进击和州(今安徽和县)，主力自盱眙军直下滁州、扬州（今属江苏）和真州(今江苏仪征)，游骑直抵采石杨家渡的长江北岸，淮南难民大批南渡长江避乱，江南大震。

此时，已处于金军后方的宋淮东制帅贾涉命令屯聚于楚州一带的忠义军进击金兵，救援被围困的州郡，并以李全所部邀击金兵归路。李全进至涡口（在安徽怀远东北涡水入淮处)，与金将纥石烈牙吾塔大战于化湖陂，杀金将数人，迫使围困诸州的金军撤围而退。

金中路主力军由大将完颜讹可统帅，于二月间再围枣阳城。

宋将孟宗政面对来势汹汹的金兵，闭关坚守。金兵无计可施，被迫屯兵枣阳城下达八十余日。

此时，宋帅赵方认为金军倾巢出动，其后方必定空虚，如乘虚攻击，那围攻枣阳的金军一定会回救解围，故命知随州许国与部将扈再兴引兵三万，分道攻袭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焚毁城寨粮储，并命其子赵范、赵葵引兵接引。

七月，赵方知道金军士气已竭，便召回许、扈两部，与孟宗政内外合击攻城的金兵。两军从中午激战至半夜三更，金军大营被破，不支溃败，伤亡三万余人。

完颜讹可单骑遁逃，宋军追至邓州而还。金军从此不敢再窥视襄阳、枣阳，并敬畏地称呼孟宗政为“孟爷爷”。

赵方认为金军虽然屡遭败绩，但还将南侵掳掠，“当先发以制之”，故于十月命将分道攻金，并告诫说：

“不要深入敌境，不要攻城，只要击溃其保甲，捣毁其营寨，搬空其资粮就可以了。”

次年初，在金境内纵横驰骋的宋军终于忍不住前去进攻邓州、唐州，果然都未能得手而退。金军追击至樊城，赵方督诸军拒之，金军北退。由于宋、金双方军力相当，并因辎重运输等条件限制，主动进攻一方并不能得利，故保持着战场上相对的均衡。

但无论如何，因为金朝对宋政策的失误，促使南宋遣使与北方的蒙古建立了联系，使成吉思汗欲沟通蒙、宋联系的愿望终得实现，并使双方对于联合灭金这一议题达成一定的默契，而使金人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