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口为何从7千万迅速增到4亿？”

问题本身，似乎有些“不够精准”——公元1600年，那年清兵还没“进关”，当时中国的“估计人口”，就已经达到2亿。

这一数字，是曾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的葛剑雄先生长期研究后得出的结果。

葛先生，师从中国历史地理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是非常著名的中国人口历史学者，著有《中国人口发展史》《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等极有影响的著作。

他指出，历史上的世界人口数量很大程度上也属于“估计的结果”。但是，中国除了正处于人口低谷的东汉末年，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可能略低于10%以外，其余阶段都在20%以上，一般在30%左右。

根据葛先生提供的数据，1600年的世界人口在5.45亿-5.79亿之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34.54%-36.70%。

还是根据他的数据，清朝人口高峰是1850年（道光三十年）前后，“估计人口”为4.30亿。当时的世界人口为10.91亿-14.01亿之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30.69%-39.41%。

可知，在这250年间，并非只是中国人口在增长，世界人口也在同步增长，而且增长速率大致相当，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维持“常数”。

美国学者罗威廉等认为，15-16世纪开始的欧亚大陆“人口密度的增加”，“部分是因为引进新大陆的耐旱粮食作物，如马铃薯、甘薯与花生等。这些不受季节循环影响的作物，在优先粮食作物（如稻米与小麦）歉收时，可用来防止饥荒。”

罗威廉举例说，晚明至清，在官府参与下，上述耐旱粮食作物扩散到了中国内陆。

葛剑雄先生，列出了影响人口的数个条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农业生产、战争、政.治制度、传统思想和习惯（比如溺.杀.女婴）等等。

清朝初期，曾出现过人口骤降的情况。1700年，当时中国的估计人口为1.5亿，比1600年骤减5000千万，占世界人口22.09%-24.59%。这是明末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满明持续战乱所造成的结果。

从17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清朝政局逐渐稳定，加之各方面的“政策”实施，人口也就迎来了大增长的高潮。

除去前面说到的“耐旱作物”的引进和推广之外，其他方面具体来说——

第一是战略性移民。

满族原来所在的东北，地广人稀。1668年，清廷推动辽东移民；70-80年代，又送一些内地人去了吉林和黑龙江。在此影响下，民间有更多的人自发去了东北一带，以致康熙担心影响到女真人的“根基”，遂宣布不得将各部自己的土地租与汉人，但后来这一法令终被撤销，“闯关东”遂成热潮。

17世纪中期清朝平定新疆后，乾隆大力推行了对新疆的农业移民，规模相当大。

明代，规定民众只得居住于平原、河谷地区，而不准居于“高地”。此法令在清朝逐渐被废除，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大量原来居于平原、河谷的民众迁移到了西、西南等“高地”地区。

第二是开垦土地。

来到东北的内地民众，新开垦了大片农田。

新疆移民，至18世纪中叶，开垦出超过360万亩的定居耕作性农田。

迁徙到“高地”地区的移民，不仅开辟了大量农田，还兴起了铜、铅等金属矿藏的开发热潮。

移民到华中、华南交界“高地”的移民，则砍伐森林，辟为农田，实行轮耕，被称为住在山上的“棚民”。

第三是减免税赋、鼓励农耕。

鉴于人口增长明显，且开辟农田的热潮不可遏制，1712年康熙颁诏“永不加赋”；1723年，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后来又宣布新开垦土地免除五至十年税赋；1735年乾隆继位后，一方面清查虚报新垦土地、处置作假官员，另一方面继续鼓励开垦土地，并给予新垦小块土地永久减免税赋。

第四是医疗条件有限改善，溺婴现象相对减少。

随着国内局势稳定，新开垦土地增加，税赋减轻，民众生活水平相对提高，相应的医疗条件也较之前有所改善。综合以上种种，从17世纪晚期开始，民间溺婴现象也相比减少了。

以上各方面因素叠加，便使人口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局面。

这不是哪一个人，也不是哪一个单项措施，就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