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末民初那段时期的老北京旧书市场，少有人谈，虽然有一些私人笔记之类的东西里面多多少少记了一点，可是因为分散，不容易构成一幅完整的景象。清末民初人震钧的《天咫偶闻》，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书中比较详细的记录了清末民初那段时期北京旧书市场的情况，里面有市场的分布，有市场的行情，有书目，更有淘书掌故。

书中对清末民初北京旧书市场的描述，总起来看，大要有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是旧书市场的分布和趋势，清末民初北京的旧书店铺，主要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厂。书中对内城隆福寺旧书店分布的情况，有这样的记载，“内城书肆均在隆福寺，旧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四家。同治中，同立堂歇业；光绪中，天绘阁改聚珍堂，今止此三家。三槐向多旧书，售主亦多，近则迥不如前。而‘宝书’、‘聚珍’二家，颇能争胜，然迩来旧书有甘井先竭之叹。价日增而益无觅处，内外城所通行者，新书而已。”看来北京旧书店的生意，从清代同治以后，就不是很好做了，而能够做下去的，也不是都只卖旧书，也卖新书。原因这里说的很清楚，旧书一个是价高，一个是很难寻找。而旧书店铺要想维持下去，也就只有以卖新书来补贴旧书了。旧书店最为集中的地儿，还是要数宣南的琉璃厂，李文藻有《琉璃厂书肆记》其中对于琉璃厂中的旧书店铺记述得很详细，条理很清楚，震钧说它叙次甚详，按照李文的记载，是完全可以绘制一份清末琉璃厂旧书店铺位置图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琉璃厂书肆记》。总之这些旧书店铺叫“堂”的多。虽然旧书店里面新书不少，可是在琉璃厂里还是可以淘到很有价值的旧书的，李氏在文章中就记录了他买到的旧书，如钞本《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芦蒲笔记》、《麈史》等。运气好的话还能够淘到宋刊本，如《温公书仪》。

第二是旧书价格奇高。老北京旧书价格的攀高，是有一个过程的，咸丰的时候，由于外乱的原因，许多人家的旧书，流散出来，甚至包括一些很有名的文人家里面的藏书，散落到了民间的旧书市场上，可这时候，有心思买书读的人很少，所以震钧说:“故直极贱，宋椠亦多。”同治的时候旧书稍稍涨了些价，但是终因买的人少，旧书价格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从《天咫偶闻》里面看，最起码从光绪初年开始上涨，其原因，震钧分析说，光绪初年“承平已久，士夫以风雅相尚，书乃大贵。于时南皮张孝达学使有《书目答问》之作，学者按图索骥，贾人饰椟卖珠。于是纸贵洛阳，声蜚日下，士夫踪迹，半在海王村矣。然其价亦不一，宋椠本计叶酬直，每叶三五钱。殿板以册计，每册一二两。康、乾旧板，每册五六钱。然如孙、钱、黄、顾诸丛书，价亦不下殿板也。此外新刻诸书，则视纸板之精粗，道途之远近以索直。大抵真字板较宋字赢十之三，连泗纸较竹纸亦赢十之三，道途之远较近者又赢十之三，于是同一新板，有倍价者矣。”从震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些情况来，一个是社会上的附庸风雅，一个是不仅旧书涨价，新书价格也跟风。

第三，书商的素质，这也是现在爱书人常常喜欢说起的，老北京旧书业的从业人员，对于旧书方面的知识和学问，确比单纯的打工者高出很多。书中说，大凡遇上对旧书很有研究的读书人，“精于鉴书，于某书凡有几刻，某刻最精，”他们往往常去请益，久而久之，许多旧书业的从业者，多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正是有这样的传统，才产生了后来为人称道的旧书业界专家孙殿起，雷梦水等。

收藏捡漏并不自今日始，震钧就为我们保留一则淘旧书捡漏的故事，“有人游西单牌楼小市，于乱书堆中得《大学》章句一本，买以当十钱数百文。为书贾所见，以十二千买之，装潢成册，竟售五十金，盖宋板也。”先是捡漏，赚了小钱，后是卖漏，错失了高倍增值的机会。捡漏一是要有眼力，二是要出于偶然，才有意思。

高阳在《忆唐鲁孙先生》一文中很是推崇此书，他说:“民国以来，谈掌故的巨擘，当推徐氏凌霄、一士昆仲，但专读燕京的遗闻轶事、风土人情者则必以震钧的《天咫偶闻》为之冠。”不仅如此，还很推崇震钧其人，誉之为“不仅是‘八旗才子’，实为‘八旗学人’。”（元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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