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为解决京旗生计所首创的回屯东北之策，与之前赏赐钱物、回赎旗地、增设兵额相比，是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它开始打破朝廷恩养旗人的惯例，使部分京旗得以自谋生路，也活跃了东北地方经济。到同治时期，昔日移居拉林旗户，但大部分京旗仍是不肯放弃京师的繁华而移驻边疆的，即便是回屯东北的旗人，也由于环境不适、不善耕作等原因想方设法逃回北京，因此这项工作远未达到乾隆帝所设想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采取“开源”之计，令京旗外屯，另一方面又想出“节流”之法，令汉军出旗，以此减少在旗人数，节约开支。此举可以算是乾隆帝原创，但这一政策的出台也透露出八旗生计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不得不使出“甩包袱”的手段。

从乾隆七年开始，高宗频颁谕旨，阐释汉八旗出旗为民之法。七年四月，诏“筹汉军归籍移居”，主要表明了四点意思：第一，八旗闲散日渐增多，却因成例所拘不得另谋出路，；第二，汉军本系汉人，相较于满蒙八旗谋生较易，可“稍微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第三，入关之前就加入八旗的汉军后代，即所谓从龙子孙，不必出旗；第四，对汉军改为民籍或移居外省之事，全凭自愿。

在取得一定成效后，乾隆十九年，汉军出旗为民的政策，由京师推行至全国各地的驻防部队，并将京城满洲兵丁派往补其缺位。各地驻防汉军基本全被指令出旗为民，除转为民籍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汉军转入绿营。

从乾隆帝谕旨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出，令汉军出旗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满洲八旗嫡系和蒙古八旗不受影响，它的筹划实施经历了由自愿到强制的态度转变，范围从京师到全国逐渐扩大，按照由疏至亲的原则进行，也从侧面反映出八旗生计不断恶化的事实。

汉军出旗是统治者“首崇满洲”思想的体现，在八旗生计出现问题时，便抛弃了当初笼络汉军时许下的只有旗民之分，而无满汉之别的承诺。同时不能否认的是，一部分汉军脱离了八旗制度的桎梏后，得以寻求新的生活出路，也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总而言之，我们应该看到乾隆帝，为解决贫困旗人生计已尽了大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缓解了八旗的贫困状态。然而由于时代和自身所限，他的思想始终在如何维护八旗制度上，虽然在某些政策方面有所革新，但没有触及八旗制度缺陷的根源，因此，旗人的贫困问题自然不会得到彻底解决，其困扰伴随有清一代，直至八旗体制崩溃、清朝灭亡。

综上所述，乾隆时期的贫困救济措施，较前代有了许多完善与发展，收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在藏富于民的思想指导下，乾隆帝创造了历代蠲免之，减轻了百姓经济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冬月煮赈制度的拓展与完善，使城市贫民和外来流民得到了基本救助。

对贫官和贫生的福利补贴，使基层政权更好地履行职责，笼络了士人阶层，对八旗的几项救助措施，虽不能治本，但在当时亦起到缓和作用，令旗人自谋生路的思想，为八旗制度的变革新生开了先河。此外，乾隆帝还顺应时代潮流，认识到贫困救济，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夺富济贫之手段。

由于国家承平已愈百年，一些地方经济繁荣，民风由俭入奢之势不可逆转，即便是在三代称为善政的均田制，在此时也是不合时宜的。但是，乾隆时期的贫困救济总体仍处于较的保障层次。在救助形式上，大多“授人以鱼”却不“授人以渔”，如皇帝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蠲免，来减轻农民的贫困问题。

终究不过是临时之计，而只减少支出却不思如何增加收入，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农民贫困状况的；在救助范围上，贫困救济的覆盖面还较窄，如冬季煮赈只惠及了城市及周边地区贫民，对广大乡村重视程度不够；在救助的对象方面，侧重点在于国家工作人员与旗人集团，对他们的帮扶力度也远大于普通民众。

当然，所有这些均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统治集团的利益所决定的。总的来说，乾隆时期所进行的贫困救济事业，既是对前代经验的总结，也为此后的统治者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