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几代帝王，继承了刘秀努力缓和阶级矛盾的执政纲领。他们重视赦除重罪之犯，“减死罪”，“除半刑”，往往“减死”之后，允许诣边地防戍，妻子可以相随，父母兄弟等其他愿意相从的，也不予限禁。

此外，在土地问题上，东汉帝王往往将国有土地借与或赐予没有耕地的贫民使用，以此作为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之一。

1、东汉保护贫农的措施

汉明帝永平九年(66年)，诏令郡国以公田赐贫人。

永平十二年(69年)，又颁布诏书，宣布将滨渠卑下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已经暗示这一举措的目的，是要有意减轻“豪右”兼并田地，奴役“贫人”所造成的严重危害。

汉章帝元和元年(84年)，因牛疫流行，作物歉收，诏令郡国召募无田而愿意前往其他田土宽饶地方的民众，组织迁徙。

到新居地后，政府赐给公田，赁给种籽，贳与农具，同时减免五年田租，并减免三年算钱。以后愿意迁回本土也不加禁止。

元和三年(86年)，又诏令常山（首府在今河北元氏西北)、魏郡（郡治在今河北磁县南）、清河（首府在今山东临清东）、钜鹿（郡治在今河北柏乡东）、平原（郡治在今山东平原南）、东平（首府在今山东东平东）等地尚未垦辟的可耕地“悉以赋贫民”，政府给予粮种，要求务尽地力，避免使农人成为不事农耕的所谓“游手”。

汉和帝永元五年(93年)二月，曾经诏令政府有关机构省减皇家及朝廷管理的马厩以及凉州诸苑马，京师离宫上林、广成囿等，都假以贫民，允许随意采捕，不收其税。

同年秋九月，又宣布郡县所有的陂池，允许民众采取，两年内勿收假税。

永元九年(97年)六月蝗灾，又诏令国有山林陂池的饶利渔产，用以救济灾民。

永元十一年(99年)也在诏书中宣布，民间因遭受灾害而不能自存者，允许在山林池泽从事渔业采集，政府不收假税。

永元十五年(103年)又诏令鳏寡百姓，可以在皇家陂池渔采，两年之内免收假税。

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曾经诏令出巡所经过的地方只收全年田租的一半，以奖劝农人勤劳耕作。

汉和帝时，又曾经多次减免租赋。永元四年(92年)令遭受蝗灾的地区减产百分之四十以上者勿收田租、刍稿，永元九年(7年)又令蝗灾灾区“皆勿收租、更、刍稿”，其他情形也酌情有所减免。

永元十三年(101年)诏令天下当年的田租、刍稿征收一律减半。永元十六年(104年)再次宣布了同样的诏令，同时申明，“其灾害者，以实除之”，可知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减免幅度可以更大一些。

东汉政府对农耕生产者取如此优容的态度，是因为农人在严酷的土地兼并的情况下，已经九死一生，频繁而严重的天灾又经常使他们陷于完全绝望的境地。

当然，实际上，田赋的减免，在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使豪强地主获利更多。

2、何以豪族得利？

东汉时期，“富人名田逾限，富过公侯”，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

南阳豪族樊宏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刘康占有私田八百顷。南阳新野阴氏家族田有七百余顷。马援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所拥有的土地也应当不在少数。名士郑太也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

曾经把持朝政的外戚贵族梁冀，据说其势力范围“包含山薮，远带丘荒，周旋封域，殆将千里”。

宦官侯览侵夺他人的资产中，就包括田一百一十八顷。当权的宦官霸占田业也成为风气。“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都成为他们竞夺占有的目标。东汉末年，宦官张让专政时，其家族党羽，竟然占有了京畿附近诸郡膏腴美田至数百万顷。

荀悦曾经说，现今豪民占田有的多至数百千顷，其富已经超过王侯，国家赋税虽然有限，然而豪强富人占田逾侈，所输赋税超过大半。

实际上政府征收的赋税不过百分之一，民众实际缴纳的却仍然要超过百分之五十。官家的恩惠，或许优于夏商周三代；而豪强之残暴，却酷于亡秦。

他叹息道：朝廷的惠政，不能落实于下层民众，利益都被豪强于中劫夺，如果不扭转豪强兼并的基本形势，而只是减免租税，只能使豪强得到更多实利。

荀悦的分析，说明了减免田赋的政策的实质，确实主要是使豪强得益。

土地兼并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可能有用心“营理产业”，以致“财利岁倍”的情形。然而更普遍的是，依恃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残暴侵夺。

富商兼有大片田地，也是常见的情形。

正如《论衡·偶会》所说：“富家之商，必夺贫者之财。”

握有政治权力，则通常是实现土地兼并的更有利的条件。这就是王充所谓“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

3、田庄经济的独立性

东汉晚期著名政论家仲长统，在描述豪强地主的经济生活时，除了说到其室宅之豪奢，田园之广阔，商运之辽远，积储之丰盈而外，又曾经以所谓“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形容其富足。

这里所说的“徒附”户，是豪强地主荫庇自已的宗族、宾客而形成的新的社会阶层。他们直接服务于豪强地主，逃避了朝廷的赋税和徭役负担。以这一阶层为基础形成的田庄，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隔闭于专制王朝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结构。

豪强地主经济实力的根基，正是他们经营的大田庄。

豪强地主的田庄经济，在东汉时期发育已经相当成熟。

汉光武帝刘秀外祖南阳樊重的田庄：

“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

这样的田庄的主人，于是有“富拟封君”的地位。关于樊重田庄, 《后汉书·樊宏传》又有“上下戮力，财利数倍”，“池鱼牧畜，有求必给”的记述。

田庄内部能够“闭门成市”，甚至可以“有求必给”，即农林牧副渔诸业并兴，又有做工“巧不可言”的手工业，其基本生活消费，可以不必依赖田庄以外的市场。

崔寔《四民月令》，也反映了田庄的生产形式和生活形式。田庄的经营活动，包括大田作物栽培，兼及蔬菜、果木及染料作物，种植的竹木除竹、桐、梓、松、柏外，还有漆、蚕桑作业也受到重视。药材的采集，以及酒、醋、酱、饴糖等物的酿造加工，禽畜的牧养，纺织手工业，农具和兵器的修造，贱买贵卖的周期性商业活动，培养子弟的文化教育活动等，都被列入详密的安排之中。可见，田庄就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微型社会。

山东滕州宏道院出土的汉画像石，甚至有地主田庄中冶铸锻造铁器的画面。

许多出土资料表明，这样的记述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的。汉墓出土的壁画、画像砖、画像石,多有表现乡村生活景色的内容。

例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记录了墓主拥有的田庄和墓主的田庄生活。

田庄图展现出山丘、森林、宅院、水井、车舍、谷场、牛栏、马厩、猪圈，农人在耕作、采桑、锄草。此外，耕耘图和放牧图也反映了田庄的生产形式和生产规模。

王褒的《僮约》以主与僮的劳务合同的形式，说明了当时田庄中处于底层的劳动者的繁重负担。他必须承担农耕、渔采、伐木、制作等劳作，同时还有卫戍田庄安全的责任。

东汉中期实现的经济水准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先进农耕工具的推广以及精耕细作的园艺技术的进步。这些历史贡献，许多都可以通过田庄经济得以总结。

田庄经济的发展，使许多地区实现了显著的经济进步，同时，又使得豪族地主可以“富过公侯”, “富过王侯”， “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

这种情形的出现，毕竟对于原先传统贵族社会以贵而富的常规，形成了冲击。从这一角度来考察东汉时期的豪强地主集团的生成和发展，或许可以有新的认识。

据《四民月令》记载，在豪强地主的田庄中，有“警设守备”, “缮五兵，习战射”的武装活动。

汉墓普遍出土的陶制庄宅模型，多有碉楼高墙等防卫设施，有的还有表现田庄主的私兵以弩机据高四望，严密戍守田庄的细节。东汉墓葬出土画像多有放置兵器的架子即所谓“兰锜”，也可以说明当时豪族地主私家武装的普遍存在。

4、从地方武装到军事集团

地主的田庄，往往成为内聚力相当强的社会群体，因为拥有自己的武装，在适当的条件下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军事集团。

地方豪强往往筑起坞壁，缮治甲兵，为在所害。这种武装集团多有危害社会的恶行。所谓“强豪奸暴不禁”，经常表现为“人客放纵”, “人客数犯法”。

这一势力并且常常成为与政府相对抗的力量。他们或者“各拥部曲，害于贫民”，或者“自为营堑，不肯应发调”。甚至往往有逃避国家司法检查, “财赂自营，犯法不坐，刺客死士，为之投命”的情形。

北海大姓公孙丹新造居宅，卜人以为因此当有死者，公孙丹竟然指使其子杀害道上无辜行人，置尸体于房舍之中。北海相董宣处死公孙丹父子，其宗族亲党三十余人竟然携兵器前往北海相府骚扰。

武威大姓田绀子弟宾客为人蛮横残暴，伏法后，其少子田尚竟然纠集轻薄少年数百人，自号“将军”，夜攻郡城，最终方被政府军击破。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阻兵守界”，拒绝郡级行政机关委派的地方官员入境。

东汉末年纷起于各地的军阀势力，许多就是由拥有较强悍的宾客部曲的地方豪强势力发展起来的。

5、豪族控制下的政治格局

豪强大族以雄厚的政治实力，控制了这两条途径，于是出现了以自身为中心，以众多的门生故吏，作为围护的政治群党关系。

豪族操纵察举，并不主要看被举者的品德和才能，而更注重扩张自己的势力。许多士人为了求官，往往依附于名门望族，充当“门生”。

许多所谓“门生”，其实并未真正受业，只在名义上建立师生关系。所以，名门望族的门下，常常聚集大批自称“门生”的依附者。当时郡国守相进行察举时，甚至多往往有意尽可能选择年少有条件长期报恩的人。

东汉地方高级长官可以自行辟除下属掾吏。被辟除者一经任用，与举主之间即形成了牢固的从属关系而称为“故吏”。这一关系并不因被辟除者日后的地位变化而改变。不管被辟除者以后地位如何上升，举主地位如何下降，前者永远都是后者的“故吏”。

当时，宗师与门生，举主与故吏，虽然相互之间只是一种私恩关系，在当时的背景下，却如同君臣与父子一样，形成了严格的宗法规则。

门生对于宗师，故吏对于举主，有许多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杨震的政敌攻讦杨震时，有“邓氏故吏，有恚恨之心”的话，说他为大官僚邓骘所辟，因“故吏”身份，在邓氏致罪后心怀不满。

杨震死后，也是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等诣阙追讼杨震冤情，使得杨震终得平反的。

著名学者和高级官僚死后，“门生輓送”，成为一种通常的礼俗。汉顺帝时，北海国相景某死去，故吏服三年孝者多达八十七人。从汉代碑文提供的资料看，宗师和举主去世时，故吏门生往往会聚众，举行能够烘托出极其悲哀的气氛的礼仪集会和礼仪游行。

尽管其中可能有某种虚伪表演的成分，但是这种社会关系的异常紧密，也是显而易见的。

名儒大吏去世，“海内门生故吏，采嘉石立灵碑”，是常见的情形。

为太尉陈球立碑的，有“故吏故民”四十人。为繁阳令杨君立碑的，有“故吏故民”一百三十四人。太尉杨震墓碑的背面，刻有他的孙子沛相杨统的“门生”一百九十余人的姓名。冀州太守王纯墓碑的背面，刻有“门人”姓名计一百九十三人。

而为司隶校尉鲁峻办理丧事的“门生”竟多达三百二十人。太尉刘宽墓碑背面刻录的“门生”姓名，则超过三百五十人，其中各级官员九十七人，地方行政官员中，就包括县令长三十七人，郡太守四人，州刺史二人。

宗师与门生，举主与故吏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庇护与依仰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随护的关系。

据“建安七子”之一徐幹当时的批评，这种风气使得政府大员，无心正常的行政事务，而汲汲于网罗“宾客”，这种关系的建立，绝不是为了国家和民众的利益，不是出于理想和道德的追求，而主要是为了谋求私利，即所谓“徒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而已”。

门生故吏的政治群党关系，形成了若干内聚力相当强，而且形成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立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集团。这些集团的存在和活动，对于东汉后期的政治史和文化史有重要的影响。

6、经学世族：学术群体与政治集团

东汉中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

他们世代相继，广收门徒，弟子往往多至数百人乃至数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当时私学兴盛，学者所在，求学者往往不远万里之路，讲读之舍暂建，担负口粮前往就读者动辄千百。

而著名的经学大师开门受徒者，名籍注册往往不下万人。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一万六千人。

在当时的选举体制下，这种学术群体自然会演化成政治集团。这些家族的成员通过经学人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

例如，世传“孟氏《易》”之学的汝南袁氏家族，自袁安之后，“累世隆盛”，四世中居三公高位的多达五人。

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家族，自杨震之后，四世皆为三公。这样的经学世族，一方面“显传学业”，形成了学术的垄断，一方面“俾匡时政”，把握着政治的强权，在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经学世族兼而成为学术群体和政治集团的情形，反映了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特殊现象，即儒学文化对专制政治发生影响，使之有所规范。这种影响和规范，可以积世累代，有长久的历史惯性。

当然，经学世族作为中间链环联系政治生活和学术生活的作用，也可以使文化受到腐恶的政治因素的渍染。

7、门阀大族的社会影响

东汉时期，一些世居高位的家族在社会生活中显示出重要的影响。

其代表人物往往是既拥有辽阔土地的大地主，同时又是士大夫的领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所谓门阀大族，就是表现出这种特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都享有特权的家族。

东汉时，选士首先要看族姓阀阅，极端重视候选者的门第家世，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巨室，一般都受到特别的看重。

门阀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总是可以优先。这就是王符《潜夫论·交际》中所说的：“贡荐则必阀阅为前。”

门阀大族，是朝中各个政治集团都不能不关注其政治态度，特别注意与之相交结的具有特殊地位的社会力量。

门阀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表现出垄断的性质。

太守莅郡，往往要辟当地的门阀大族为掾属，把他们作为执政的主要依靠力量。南阳人宗资为汝南（郡治在今河南平舆北)太守，委政于汝南大族范滂。弘农人成殨为南阳太守，委政于南阳大族岑晊。

于是当时民间曾经流传这样的歌谣：

“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呫但坐啸。”

门阀大族的代表是实际上把握权力的“太守”，而朝廷任命的太守，只是名义上的地方官。操纵了本州本郡行政权力的门阀大族，实际上主导着这些州郡政治运行的基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