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诸葛亮的死，许多的三国迷都有一个疑惑，诸葛亮明明清楚自己身患重病，为何不提前退兵，非要安排好后事，等自己死后才令“密不发丧”退军呢？

正所谓：“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自己早死几天，或晚死几天，战场情势都会发生许多未知的重大变数，都将关乎北伐蜀军的生死存亡。

那么，以诸葛亮的才能，会选择将战场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中，还是让战场的主动权处于失控的未知状态？对于这样的选择，不要说诸葛亮，大多数的普通人都应该知道如何选择吧。

但是，根据陈寿《三国志》中的记载，诸葛亮却选择了后者，让北伐的蜀军处于被动的撤军状态。这样的选择，显然和诸葛亮的身份不符。

诸葛亮明明可以选择主动退兵，为何反而要将退兵的重担交给他人？

对此，我们不妨再次回顾一下诸葛亮病逝前的一举一动，看看能否发现一些端倪。

234年春，诸葛亮对曹魏进行第五次北伐，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用兵。当时，诸葛亮据守武功的五丈原（今陕西省岐山南），并于渭滨屯田，与据守渭南的司马懿对战。同时，又与吴国相约共同攻魏。

诸葛亮铜像

同年八月，司马懿被诸葛亮逼迫的只能困守营寨，而且还要依靠“千里请战”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拙劣计谋来平息众将之怒。

但是，面对北伐即将建功的大好形势，诸葛亮的病情却日益加重。无奈之下，诸葛亮只好在临终前安排了后事。

一是秘密与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心腹筹划自己死后的退军事宜，让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服从军令，就不要管他了，军队依旧按照既定方案撤退。（《三国志·魏延传》和《三国志·杨仪传》）

二是诸葛亮病，谓延等云：“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令延摄行己事，密持丧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发丧。（《三国志·魏延传》裴注引《魏略》）意思是说，待自己死后，让魏延接替自己统领军事，退军时要“密不发丧”。

从诸葛亮对身后事的安排来看，当时的他头脑非常的清楚，但他为何不自己直接领兵撤退，反而要将退兵的重担交予他人之手呢？然而，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志向，应该不会做出逃避责任的事情来吧。再说，诸葛亮亲自带兵撤退的安全系数应该更大，于大局也更加的有利吧。

如果说，诸葛亮已病的不能妄动分毫，那他又哪来的精力安排这么多事情呢？

所以，诸葛亮病逝前的这一系列筹划似乎很不符合常理。

不过，好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鄯善等地先后出土了裴注《三国志》的部分手抄残卷，字体为魏晋时代兴起的“新隶体”，现存于新疆博物馆，而其中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残卷中有一句话：“亮粮尽势穷，忧奎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卒。”

《三国志》残卷一

《三国志》残卷二

若按此说法，蜀军并非在诸葛亮死后才退军的，而是诸葛亮因“忧奎欧血”的重症，这才在一天夜里烧毁营寨主动选择“遁走”，随后死于撤退途中。

若以此来看，主帅身患重症，明智选择主动撤军，似乎更加合情合理。

但是，问题来了。那么，《三国志》中记载的诸葛亮临终前的那些筹划，难道是虚构的吗？

如果说《三国志》本身就存在问题，难道著书的陈寿人品有问题，或是陈寿的原著被更改过了？或者说，《三国志》在传抄流布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著写《三国志》的陈寿人品是否有问题，是否尊重历史据实而著

想要了解陈寿的人品，只需看看他的两次重大人生经历，心中便会有一杆称。

经历一：陈寿入仕时，蜀汉众臣大都极力奉承宦官黄皓，而唯独他不愿依附。因此，多次遭到贬谪。

经历二：蜀汉灭亡后，黄门侍郎张华因欣赏陈寿的才华，打算举荐陈寿为中书郎，却遭到了中书监荀勖的忌恨，暗中示意吏部将陈寿改任为长广太守，也有说荀勖因不满意陈寿所著的《魏书》内容，这才将他外放。但是，心高气傲的陈寿却不愿前去上任。

虽然，陈寿“晚年多次被贬，屡次受人非议，历经十年艰辛”，但他依旧完成了纪传体史学巨著《三国志》，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

不过，唐朝房玄龄等撰写《晋书·陈寿传》时收录了陈寿的因私利而不在书中为丁仪、丁讷列传的传闻。说陈寿曾对二人的儿子们讲：“送我千斛米，我就为令尊大人写好传记。”丁氏不答应，陈寿便没有为二人立传。

然而，事实上，“曹丕即王位后，就杀了丁仪、丁讷并男口”，二人又哪来的子嗣。

对此，清朝潘眉也在《三国志考证》中指证：“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其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也就是说，二人的身份太低，根本就达不到列传的级别。

因此，有人说《晋书·陈寿传》中“索米不得不为立传”的言论，最是无知。

所以，从陈寿的以上经历来看，他绝对是一个有原则和有骨气的文人，尊重历史据实而著《三国志》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得高。或许，因此陈寿一生才郁郁不得志。

那么，《三国志》在传抄过程中，问题会出现在哪个环节上呢？

中书监荀勖曾给陈寿“穿小鞋”的一大理由就是因为不满意陈寿所著的《魏书》内容。

同时，从《晋书·陈寿传》中“索米不得不为立传”的言论来看，依旧有针对陈寿的当权人物想要抹黑他。

陈寿与《三国志》

显然，史书的内容很容易受到当权者好恶的左右，想要保持“据实而著”有多么的难。

297年，享年六十五岁的陈寿因病去世后，在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的提议下，晋惠帝才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去陈寿家，抄写其书。

也就是说，陈寿死后，他所著的《三国志》才开始被传抄，而之后的《三国志》版本，几乎都是那时传抄下来的。

但是，在官方抄写的过程中，是否有人更改了陈寿《三国志》原版的部分内容呢？如果没有，那么新疆考古发现的裴注《三国志》残篇又为何会有不同的说法呢？

又因为裴松之是东晋、刘宋时期的官员。如果，新疆考古发现的裴注《三国志》残篇是《三国志》原版本，那么是否说明，在斐松之时期之前，流传的《三国志》版本并没有被人更改。或许，是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才被人为更改了？

其实，从陈寿的死到北宋之前的700多年间，《三国志》并非以一套书籍的形式流传，而是以《魏书》、《蜀书》和《吴书》三书的形式，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被合为一书。可以说，后来的《三国志》三书一体的版本，应该都是从北宋时期流传下来的。

那么，在三书合为一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选取版本的偏差呢？这还真不好说？

虽然，暂时确实无法证实那份史料为原版，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的《三国志》版本中关于诸葛亮的死，说法确实不太合理，而考古发现的裴注《三国志》残篇中诸葛亮死的说法，似乎更加合理。对此，希望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能够找到破解二者之间冲突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