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令中书省镌刻一序牌，立于奉天殿丹墀之上。序牌的内容则是，朝会参班秩序，包括各级官员所站立的位置和品级制定，用以指导后世百官在朝会时，对应的朝班秩序，要求按照指定的官位等级，界定朝班规则，详细的规划了群臣上朝时的班次。此序牌，一直保留至明朝末年。而在明朝隆庆年间，序牌上所代表的百官班序早已被打破，明太祖朱元璋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亲手指定的规则，会被自己的儿孙亲手打破。

隆庆六年，左都御史葛守礼上疏言：“我朝设官分职，品制虽在，却人情务于好上，法制废于因循，官名九品，混若一途，纲纪絮矣”，呼吁申明礼制，重拾旧规。但是此奏疏如石如大海，没有形成任何影响，

明朝中后期，除了四、五品官员尚能依序立班，五品以下皆已“杂立”。这与洪武时代的九品十八班井然有序相比，此时的朝班已经形成“次序参错，班行混淆”的情况。朝班秩序的紊乱，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并不仅仅还是“废礼坏法”所能概括，而是朝堂之上词林与科道德逐渐上风以及错纵交织的人情关系的盘结，更是明朝中后期，几位“懒政”皇帝荒于朝政的结果。

1、“储相之地”的翰林院，是破坏朝会班序的首要力量

翰林院，在明朝的地位非常之重要。翰林院是“储相之地”，又是内阁的下属部门。在明朝，极为重视甲科，而甲科，是进入翰林院的基本条件，荣登甲科，成为进士。方才有进入翰林院的资格。在明中后期，更是形成了“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格局。从普通的士人，到获得官品，翰林院阶处在了一个极为优越和重要的位置。

翰林官员为“天子近侍”，这些儒臣，在朝堂之上本身就具有“近上”的特点。如在嘉靖年间，因重修《永乐大典》，就令修书者站班于皇家侍卫之前，以示重视。嘉靖曾置殿阁大学士四名，而这四位儒臣的朝班位置，位列与公侯、都督之次位，他们本是儒士文臣，官位品级上却是正三品，位居重要的西班之位。明朝对于这些翰林儒臣，格外的优待重视，在景泰年间，午朝议事，翰林院首奏，并且翰林学士不参与每年一度的“京查”考核。到了万历年间，翰林学士已经班列于二品之末，这其中的翰林讲士，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教授，朝班的位置就更为靠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文官势力的逐渐增强，和内阁在朝堂上的话语权增加，内阁连通外属的翰林院，在朝堂上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这从朝班的站序就能窥探一二。在洪武永乐年间，朝班的站序一般依照功勋大小而定，而中后期的站序，则是以朝堂势力强弱而定。翰林院，是破坏洪武朝班祖制的最大因素，同时，从朝班的站序，我们也能得出明朝中后期文官势力的逐渐崛起和武将势力的没落。

2、官位之轻重与品级之高低发生了严重分离，使朝班秩序不再依附于品级

明初，官员的职位与品级基本上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国公，就是正一品大员，在朝班上的站序，也同样是按照品级划分。而到了后期，就逐渐变化，如明朝的布政使，按官位来对应品级，这应该是二品要员，在地方上，就相当于如今的省长级别。但是如此大员，在朝堂之上，却要屈居于三品之末。而同样的知府，在明初也算是一方重臣，品级对应的是四品，上朝时应当入内殿奏事，而后期，这四品地方重臣，却变成了不得朝觐的一员，只能待在午门之外等候召见。

这其中的变化，与明朝中后期的官员数量增多分不开。大量的增加如翰林讲士、皇帝近侍等职位，同时皇帝依照个人喜好对这些人进行赏赐品级，必然使原本的地方要员被“挤”出队伍之列。这些人在朝班的秩序上杂乱无序，更加导致了朝班的混乱。

明正德年间还发生过一件因朝班混乱而导致数百人下狱的事件。当时为正德三年六月，这一日下朝后，众官员散去，太监在御道上发现一卷没有署名的文薄，于是传旨将百官再次召进殿内，按照班序站好，寻找是何人遗弃，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问题了，四品以上的官员基本都能固定位置，但是四品以下，则是杂乱无章的站立，去哪里找丢书之人？因此，在当晚就将三百位官员统统送入镇抚司查问，杖毙三人后也没问出个所依然，此事就不了了之。

官位的轻重和品级的高低，在明朝中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离情况，因此，朝班的站序，就形成了“失宪体而乱旧章”的情况，这一点在皇帝赐宴上也能体现，如在成化年间，成化帝赐宴，菜肴上“给事中、御史”重，但中书舍人薄，当时的中书舍人李应贞感到不平于是上疏，还遭到了御史的弹劾、因此，朝班的变化，也体现了朝堂之上势力的变化。

3、锦衣卫的势大，导致群臣对朝班礼制产生争议

锦衣卫是天子之军，在永乐朝后，锦衣卫的体势逐渐就大于一般武臣。在最初，朝班中的右班，也就是武将班，为大都督为先，但是在正德朝时，锦衣卫首领钱宁逐渐势大，在原本四品的基础上，又加封为右都督，于是朝班的站序，就渐靠前。而到了嘉靖时期，嘉靖皇帝的儿时玩伴兼救命恩人陆炳掌管锦衣卫，因其功大，加三公重衔，官品则在都督之上，从而立于右班班首之位。因其受到嘉靖帝宠信，百官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而到了陆炳死后，后继的锦衣卫首领没了三公重衔，却依然沿袭旧规，立于前列，这下，群臣们就不乐意了。纷纷上疏谴责：“部中以锦衣为重，竟不能持否？”

而嘉靖皇帝，对于这一帮文臣的此类奏疏，置之不理，任由其谴责。每日里朝堂上的纠仪官都要为这种事情进行调停，最终是在首辅严嵩的说和下。达成了锦衣卫“仍前立，行稍下；鸣鞭行礼后，都督上前，为首位”，方才解决问题。

当然，严嵩的调停只是权宜之计，锦衣卫在朝班上的争夺，依旧没有停止，在万历朝以后，随着宦官势力的增强，锦衣卫作为宦官势力的武力保证，在朝堂上的地位水涨船高。长期居于班首而不让。锦衣卫在朝班上的地位变化，足以说明“势大”足以撼动班次，虽然这不合乎正礼和礼制，但是群臣却不得不迁就与此，这也是明朝后期的一个朝堂势力变化的显著特征。

4、朝班礼制的紊乱，致使因循盛行，百官“知其非而不敢言”

因循，顾名思义，就是沿袭，守旧之意。在正德年间，每逢去南京朝贺，一般以魏国公为班首领衔致辞。之后到了嘉靖初年，魏国公徐鹏举被弹劾罢职，朝贺的班首之位，则由抚宁侯朱岳代行，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朱岳却长期占据班首之位不下，于是群臣又因此发生争议，而此次的结果，是在礼部的和稀泥下草草了之，礼部以“此为权宜之计，而班爵者不易来回改动”为由，将群臣的抗议给压了下去，抚宁侯朱岳获得胜利。

礼部的和稀泥，也是无奈之举。深知这朱岳不合礼制，但是却“知其非而不敢言”，致使朱岳自认为理所当然地继续下去，而此事的最终结果就是让后来者继续效仿。这一件小事，从很大层面上折射出明朝中后期朝班紊乱的根本原因。

虽说品级是固定的，但是现实中有很多具体的情况却纷坛复杂，比如勋爵中的公侯伯，伯为勋臣其三，但是在嘉靖时期，靖远伯王谨以曾任“协同守备南京”为由，自行就列于班首，与公侯同列，这种情况，就又使得礼部大伤脑筋。因此，旧制在现实的变化前，逐渐变得矛盾重重，从而不得不寻找一些“权宜”和“变例”来解决这种班次矛盾。而在不断的矛盾激化和礼官不断的调停背后，则是在旧制与现实中寻找平衡点的无奈之举。

因循同样也受到人情的影响，中国人喜欢讲究一个谦让，在朝堂上也是如此。长官下属、前辈后辈以及资格深浅等，这些都会在朝堂上的谦让中得到体现，从而出现相互推让的情况。如弘治年间，马文升为兵部尚书加太子少保之品，吏部尚书屠庸也为太子少保，按制度来说，吏部大于兵部，屠庸应居马文升之上，但因马文升资格老，于是屠庸谦让，甘愿居马文升之下，而马文升，受之甘然。此类人情世故，比比皆是。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违制紊序”的表现，本身就是“怀私意而挠国法”的具体表现。

5、对朝纲的影响以及“荒朝”所带来的的负面效应

朝班，是一个朝代朝堂文化的实质表现。朝班的整齐肃穆，就会使群臣百官对皇权以及君威产生本能的畏惧和无上的敬意，这也是洪武时期朱元璋急切地设置朝班秩序的根本目的。而到了明朝中后期，祖制已经被破坏得一干二净，越级而立，依势而立，使庄严的朝班成了权力的争斗场。明朝的朝班一直在变化，旧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不适应新的朝堂格局，但是在基本原则上大体通用。而各方势力的班次变化，折射出了明朝中叶以后朝政的混乱。对于逐渐越积越深的朝班矛盾，明朝的相关官员没有与时俱进，只是简单地呼吁恢复祖制，而不去寻求更好的方法解决问题。这也是明朝逐渐没落的一个表现。

成化年间，大学士丘容曾上疏言。恢复朝班的礼制，依照洪武、永乐之定式，画为图样，悬挂于朝门之上，让入朝的百官都能看到，以供学习。但是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时局在变化，时代在发展，一百年前的旧制，已经明显不适合于当下，制度应该顺势而变，而非因循守旧，正所谓“不变之法未必为良法”，单纯的守旧，抱着过去的经验不放，实在是愚人之词。

朝班依附于朝会，而在中后期的明朝诸位皇帝，却出现了荒于上朝的情况。嘉靖帝曾直言：“朝堂一坐亦何益？”连皇帝都这样认为，那么大臣们对于朝堂的敬畏之心，就会逐渐减少。嘉靖十三年后，三十年不上朝，以至于在后期举行日朝之典时，鸿胪寺竟不知礼仪制度，寻找相关记载，也早已遗失。万历皇帝在早期短暂的勤政后，又开启了明朝时间最为长久的停朝，本身朝班的秩序，因为皇帝的久不上朝，最终形同虚设，班行次序也逐渐的没有章法，因此，在没有皇帝的主持下，如同前文那种的班行站序的争议也就多了起来，旧制不依，新制未定，致使明朝中后期的朝堂，已无规矩可言。

结语：

有明一代，历经两百余年，朝班的基本原则是“以品定班“，这各基本原则一直沿袭，虽说原则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品级已经失去了固定班序的作用，明初朱元璋所设置的朝班制度，是期望起到凝聚人心，强化“主尊臣卑”的等级的效果和作用，也是体现官员“贵贱尊卑”的表现方式之一，但是当权力跳出品级的框架，不受到品级的约束时，朝班也就不可能再保持稳定的状态，这也就是明代中后期朝班变化的最根本原因。朝班的变化，也在某种程度上，映射出明朝中后期的官员制度以及时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