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到底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这个问题见仁见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如果光从社会风气来看，民国无疑是最坏的时代。理由何在？可以说，当时举国上下都热衷于一件祸国殃民之事——赌博，充分体现出社会风气之糜烂了。

民国时期，不少军阀嗜赌如命，为赌博之风在社会上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诸如张勋，张宗昌、张作霖、陆荣廷等各路军阀，都是当时臭名昭著的赌场大亨。

军阀们不仅自己好赌，通常还在自己的地盘大开赌禁，以期借由赌博来实现平衡收支、筹措军饷甚至中饱私囊，使本来就遏制不住的赌风愈演愈烈、积重难返。

在桂系军阀的“倡导”和操纵之下，广东省政府的主要官员们都明确表示支持放开赌场生意。很快，整个广东各县各乡都办起了所谓的“番摊馆”，辛亥时期好不容易取得的那么一点禁赌成果就此毁于一旦，岭南大地又重新回到无处不赌的“赌国时代”。

在上海的十里洋场，自民国初年以后，花会、牌九、麻将等各种传统赌博愈演愈烈，此外还曾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所谓的“诗迷赌博”，参与其间者胜不胜数。

到了二十年代末，本帮、外帮流氓纷纷开设了形形色色的赌场，官僚显贵的公馆赌博也大行其道，输赢的数额动不动以万计，远远超过正规赌场。在此期间，吃角子老虎机、赛马、跑狗、轮盘赌、回力球等西方玩法也开始逐渐兴起。

在天津，那些退出历史舞台的清末遗老、皇亲国戚、政客军阀等人，都把当权时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大肆购置房产，将收来的租金用于滥赌。

在湖北，大大小小的官吏都聚赌成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充斥着大量赌局。汉阳一带的乡村，专业性的赌场层出不穷，一些地痞流氓干脆以赌博为生，逐步形成官赌勾结的恶俗。

在安徽安庆，号称“土皇帝”的马联甲不但自己嗜赌如命，还勒令所辖各县的知事、厘金局长等官吏陪他一起玩，以此变相索贿。

在成都，店铺、客栈、民宅中无处不设赌场，政客、商贾、烟贩、士卒、袍哥、妓女、土匪等几乎无人不赌，赌场输赢少则几十元，多则上万甚至十几万元不等。

1927年正月，大军阀刘文辉手下有个名叫覃筱楼的旅长，玩推牌九仅仅几个小时就输了二十多万块，当时一支步枪售价五十元，二十万大洋即可购枪四千支，完全可以装备一个旅。

青海军阀马步芳每过一段时间就亲自出马，导演一些抓捕赌徒的闹剧，其实他自己就经常带头聚赌，是西北地区当之无愧的头号赌徒。

而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做法更绝，他经常借机在自己的公馆大开赌局，参与者只准输，不能赢，入局赌客几乎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不把腰包输个底朝天根本没法子离开。

在这些军阀“赌王”的带动下，贫瘠的西北城乡赌博风气不仅丝毫不比内地逊色，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曾下令禁止赌博，《违警罚法》明确规定了对赌博的处罚办法。在地方上，广东省政府先后于民国九年、民国十四年和民国二十五年数度发起禁赌，其中民国二十五的禁赌运动声势最为浩大。但令人难以忍受的，当局一边大打禁赌的旗号，一国却或明或暗地对赌博活动给予支持甚至亲自参与其中。

1927年至1932年间，广东省财政厅曾巧立名目，屡次公开招商承办各种赌博项目，借此筹措所谓的“防务经费”。

南京方面则于1933年夏在全国公开发行“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其独家发行权则由金廷荪创办的大运公司包揽。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被这一祸国殃民之举搞得沸沸扬扬，乌烟瘴气。

尽管当时的传媒把这种行为包装成支援国家建设，但实质上，除了政府和承包商各自大赚一笔之外，广大购买者根本尝不到甜头，唯一的“幸运儿”中奖后还因担心地头索谋财害命而不敢去领奖。

而“跑狗场”之类的西洋化赌场则总是吸引社会中下层人们到此一搏。青年学生、商行职员、地主绅士、大家闺秀、小混混、娼妓、姨太太、车夫、明星、舞女……无不热衷此道。

抗战爆发后，在日伪分子的公开扶持下，沦陷区的赌博活动更是越来越猖獗。

1938年广州陷落后不到一周，大街小巷就摆开了牌九、骰宝、番摊等赌案。1941年，市区赌博场所移往广州市郊的南村，赌局夜以继日，热闹非凡。

上海沦陷期间的赌场在开业期间都得到了日本宪兵的承认和保护。汪伪政权6号特工总部也派专员负责对各赌场进行登记注册，并要求各赌场每月按规定向其交纳“孝敬费”。

在日伪势力的公开支持下，赌博业重新进入“繁荣”时期。有数据显示，整个沦陷时期，仅在上海西部地区，便有多达50万人众参常参加赌博活动，其中有至少4000多个家庭由于赌博而导致破产。

北京沦陷后，由日本人控制的赌场肆无忌惮地招客聚赌。如前门外煤市街路西大旅社及西珠市口万明路的德义楼便是当时北京有名的大赌窟。这些赌场每天通宵豪赌，各色赌博俱全。

而在大后方，赌博活动虽然较之抗战前收敛了一些，但小规模、暗地里的赌博并没有完全绝迹。

1939年，重庆市政府鉴于重庆为“战时行都所在”，堂而皇之地发布了《禁止出售赌具案》，然而收效甚微，城区赌博之风屡禁不止。

据统计，1943年重庆市赌博案共299起，案犯人数为1626人。1944年，案件增长至1519起，犯案人数为8159人，仅次于所有案件中的盗窃案，而犯案人数则居各案人数之首。

“陪都”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赌风就不难想象了。抗战胜利后，当局忙于搞劫收和打内战，无暇整饬包括赌博在内的社会恶习。反而因不久战乱频仍，士气衰落，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士兵竞相赌牌，使社会风气更加败坏。

或许有人会说，今天我国赌博之风不是同样屡禁不止吗？这话确实没错，但如此要说，从政府到民间，彻头彻尾地沉迷于赌博之中，没有任何时代可以跟民国相提并论。您认为有道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