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士人，泛指古代的知识阶层，“通古今之道，辨是非然否，谓之为士”。孔子曾云“士志于道”。在中国古代，民分四等，即“士农工商”，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四民之首，也作为古代社会中的精英阶层，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士人内在的精神风貌以及外在的行为方式，是反应一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作为知识分子的士人，也同样关系着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

明朝晚期冯梦龙、凌濛初所著的白话文小说《三言二拍》中，出现了如士人、商贾、官吏以及各行各业的诸多人物形象，通过对这些形形色色人物的描写，结合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真实的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物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至尚的真实社会。这其中的士人形象的描写尤为突出，在这些士人身上，不仅具有传统士人的个性才情、风雅格调，也有在现实社会下，如商贾般的世俗精明和小市民般的平凡市侩。这种远在高堂之外，又处于江湖之中的复杂且真实的性格，反射出晚明那个特殊时代独有的文化色彩。

作为曾经的四民之首，从高台上跌下来后，从科举入仕的美梦中醒来后，所要面对的，就是冷冷的现实，如何在现实中更为适应的生存下去，使原本清高的士子，逐渐的走下神坛，走入了真实地社会，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方式。

不再勤奋上进而采用投机取巧的世俗心理

传统的士子上升之路，无非是通过科举而入仕。而在《三言二拍》中，大多文人士子却不愿意通过这个渠道去实现人生目标，往往去想法设法通过一些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获得发迹。在《喻世恒言》卷十一《赵伯生茶肆遇仁宗》中的秀才赵旭，在科举失利后，流落于东京街头。幸运的遇到仁宗，靠其“赏识”衣锦还乡。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中的士子也是通过得到高层的赏识提拔后，才改变命运。这些描写，反映了士人不再寄希望于踏实考试，而是渴望通过所谓的偶然机遇来实现发迹的微妙心理，这种心理，与小市民思想中的投机取巧走捷径有本质上的相同。

与此同时，小说中几乎所有的发迹士人，背后都有一个女性。通过这些女性的帮助，来完成成功之路。而对于这些女性，士人大多采用的是带有市井气息的逢场作戏。《王娇鸾百年长恨》中的周彦章，是苏州府司教之子，初见王娇鸾，惊艳其美色，便欲求欢，为得到王娇鸾，发下百出咒愿。在穷困潦倒之时，王娇鸾是他的救命稻草，帮助他取得功名。但再遇到富家女后，就背信弃义，将与王娇鸾的婚姻视若儿戏，最终招致乱棍身亡的下场。

士人们已经与庄重严肃的文人形象大相径庭，许多士人不但对于功名上期待能有贵人抬举的偶遇，感情上更是不再认真对待。更有甚者，就直接投身于市井里追逐欢乐，以所谓的浪子情怀去扮演风流倜傥的世俗形象。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般精明狡诈般的智慧

以理服人，是古代的传统规范，引经据典、结合道理来说服对方，使之从心底产生服气。这种也是古君子所倡导的风格。但是在明朝晚期的社会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理念盛行，为达到目的，不惜采用世俗化的诡诈手段来对付。《拍案惊奇》卷十五，就描述了陈秀才为对付奸诈的卫朝奉，运用巧计，使之伏法。虽说在结果上是大快人心，但是也从侧面证明了士人们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腐儒之类，而是能够在各类机变中来运用技巧保护自己，甚至有一定的无赖成分，相对以往，少了书卷气息，更多了狡黠和智慧。

同理，在卷六《酒下酒赵尼姑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贾秀才为报妻子被人奸骗之怨，不怕再次损失名节，让妻子引诱贼人上钩，从而人赃俱获，借助官府除掉恶贼。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是士人们越来越世俗化的清晰表现。

明代中期以后，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遭受到了商品经济的巨大冲击。随着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兴起，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在以商贾为主的手中，而在整体社会风气以享乐为主的风尚下，知识阶层尤其是下层的知识分子，地位逐渐下降。不再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而是向之末发展。士人们面临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有心随波逐流，但又受困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之中，以至于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求取功名不再是唯一的出路

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读书即是为了有朝一日得中高第，飞黄腾达。而科举，是读书人最为直接的途径，但在明朝中后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而科举的状元、举人、进士等名额却所增无几，竞争加剧，导致命中率极低，正所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而在商贾之路上，经济的复苏使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成功，“士而成功也十分之一，贾之成功十之八九”，两相对比之下，一部分屡试不中又因生活窘迫的士子，弃儒从商、弃学从商就成了他们必然的选择。同时，明朝中晚期朝局的动荡、仕途险恶也是这部分人选择放弃功名之路的内因。

此种例子，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的《叠居奇程客得助三救厄海灵显灵》中的程宰，“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书”，但是久考不中，又处在徽州商业气息浓厚的环境中，“商贾为一等生业，科举次之”的风俗驱使着这个曾经想求得功名的读书人，扮演起商人角色。初次尝试，由于经验不足，将家产赔了个干净。此时的他，心中所想的是“怕归来时受人笑话，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骨子里还多多少少带有文人死要面子的性格，之后，这个做生意不在行的儒生，困窘之际，得到了海灵的相助，通过囤积居奇大发其财。

仕途竞争激烈，且官俸低微，许多士子就会视仕途为畏途，在这部分士子的观念中，科举只是求取功名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的，通过其他途径同样能光宗耀祖。

放弃“君子固穷”的传统人格理念转而如无赖般胡作非为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曾在陈国断了粮，随行的人饿的生病，连路都不能走。子路就愤愤不平的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答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孔子的意思是说，君子在穷途末路的时候，也能固守节操和本分，而小人如果身处逆境，就容易想入非非，胡作非为。从孔子的话中，我们可以得知，作为以君子自称的士人，在面对窘迫之境，保持自己的操守，不胡作非为，是君子士人基本的处世准则。

而到了晚明时期，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自视为君子的士人，与世俗文化的交融越来越多。明代嘉靖时期之前，士风还较为正统，文人墨客们谈吐高雅，举止颇有古君子之风。而之后的士风日渐低下，清高的士子们谈吐粗鄙如村巷之人，超凡脱俗的光环逐渐崩塌。

《三言二拍》中落魄的士子们，在繁华的商品社会无所适从，无志且又无奈，才学不足又品行不佳，如《警世恒言》第六卷中的酸儒俞良，赶考不中，金榜无名，囊中又羞涩，于是在科举失意后，选择流浪人生，在杭州街头混吃骗喝，“但遇见如秀才等上店吃酒，俞良便入去投拜，混的两碗酸酒喝，烂醉便随处安然入睡。”每天均是如此，住店的房钱、吃酒的饭钱也不付，还有时在店内乘着酒兴耍酒疯，开店的孙婆无奈只得不要房钱，还送他几贯钱打发他走。

俞良这种在茶馆赖掉茶钱，又在酒馆内白吃寻死，其行为已经与市井无赖一般无二。在他身上，很难会将他与峨冠博带、道貌岸然的文人士大夫联系起来，只会认为其只是一个泼皮无赖罢了。但事实上，他曾经也是具有才情的学子之一。

在面对生活的窘迫和远方的诗意两相对比下，生活的窘迫才是最为真实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胸怀，已经不为这些士子们所接受，身衣口食，才是需要想办法的事情。

在《三言二拍》中，如“安贫乐道，我岂不知？奈何身衣口食无处措办，叫我等如何是好？”此类的哀叹，随处可见。这种明代士人面对传统观念和现实所表现出来的无奈和苦闷，是在当时的时代纵欲风气的影响下，部分郁郁不得志的士人真实的写照。

清高形象的崩塌及落魄的窘态

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的经商逐利，改变了社会道德观与价值观。士人的斯文已经难以与金钱的力量抗衡，于是，越来越多的士人斯文扫地，加入到曾被他们视之为“末业”的行列中。

“昔士大夫以清望为重，乡里富人，羞与为伍。有攀附者必峻绝之。今人崇尚财货，见有拥厚资者，反屈体降志，或定忘形之交，或结婚姻之缘。而窥其处心积虑，不过利我财耳。遂使此辈忘其本来，足高气扬。”---《醒世恒言》

商人因为财富，提高了社会地位，士人因为清贫，降低了社会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士人长期以来的光环，已经崩塌，清高的形象更是不复存在。追求现世享乐的社会风尚给以儒为业的文人士人们的思想观念造成了有力的冲击。他们在面对冲击时，对曾孜孜追求的理想人格、人生境界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和思索，从而感受到传统思想对人性。本性的束缚，于是就开始讲人生态度进行转变。将吃喝玩乐、携妓治游列为人生快乐，将这些享乐行为视为率性而活。

与士人境界的变化相关联的就是其行为的市民化，士人们不但读书，还从贾行商，或者边入仕便经商，即便是得中功名，也是为了财而已。

同时，还有大量落魄的士人，因为窘迫，被周围的人讥讽，他们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迂腐却又与社会格格不入，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因落魄而受到鄙薄，因通达及第而受到尊崇，这种市民阶层的功利性以及势利态度所表现出的世态炎凉，也是小说外真实社会的折射。

士人是一类特殊的人群，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能在生活中注入自身的理想和信念，也更为关注他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关怀国家民生。在许多古代的文学作品里，文人士子的形象始终在世俗的外围游走，到了《三言二拍》中，一部分士人，开始走下神坛，进入世俗的生活，完全融入了市井，他们在名利场上投机取巧，在感情上逢场作戏，甚至为了生存不择手段。从传统士人的高尚、优雅、庄重到如小市民般的寻常庸俗，刻画了晚明时期这个物欲彭拜的特殊时代里独特的时代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