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农民，半文盲的他却成为了走进了中南海，他就是陈永贵。

他是创造了遭遇自然灾害却依旧丰收奇迹的大寨村党支部书记，也是将户口留在农村，不拿一分工资的副总理。

到了晚年，他留下两句遗言，一是我这个农民前后的历史上都少有，二是我没有给毛主席丢脸。

陈永贵

陈永贵是如何一步步由乡村走向中南海的？他又为何会留下这样的遗言呢？

悲惨的童年经历

1914年，陈永贵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在那个年代，因为养不起家而卖妻卖子的人不在少数，陈永贵的父亲陈志如也是如此。

然后，陈志如又带着陈永贵四处逃难，最终来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村。

只不过，这里也是穷乡僻壤，看不到任何希望的陈志如便上吊自尽，留下年幼的陈永贵靠给别人放羊为生。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号召解放区的农民成立互助组织，而陈永贵所在的地区刚好是晋察冀边区。

为了响应毛主席，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贾进才成立了互助团。

贾进才

大寨村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们得知这一消息后，争先踊跃地要加入，陈永贵自然也在其中。

由于他们这些人都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因此，他们这个组织也被称为“好汉组”。

这些组员们互相帮助，让生产收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只不过，村子里还有很多老弱病残无法加入“好汉组”，他们都存在无人帮助的情况，自然也就摆脱不了贫困。

陈永贵发现这一情况后，主动找到了贾进才：“你看，咱们这个好汉组只占村子里很少一部分人，还有那么多老人和小孩儿都没有一个组织。所以，我申请退出好汉组，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致富。”

贾进才听完，觉得陈永贵言之有理，于是，他和陈永贵一起，又重新创立了一个互助组织“老少组”，来帮助村里的其他人。

“老少组”刚成立的时候，只有几户人家，并且不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就是还没成年的娃娃。

因此，这个互助组里能够干活的只有陈永贵一个人。

但是陈永贵相信：“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娃娃总有长大的一天，只要一直跟着党，就不会走歪。”

在陈永贵的努力下，这些弱劳力们一个个都鼓足了劲儿干活。

结果，等到丰收的时候，这个“老少组”竟然比“好汉组”的产量还要高。

1948年，贾进才决定在村子里招收一批新党员，而他的第一人选就是陈永贵。

要知道，陈永贵平时就向党组织靠拢，他带领的“老少组”又做出了不小的成绩，自然符合入党的条件。

随后，在大家的选举下，陈永贵又成为了大寨村党支部的副书记。

在获得大家的认可后，陈永贵做事更起劲了。

在1949年，在陈永贵的带领下，“老少组”的户数占了全村的70%。

而且就在这一年，他们取得了大丰收，创造了平均亩产169公斤的新纪录。

看着陈永贵做出的成绩，贾进才十分欣赏眼前这个年轻人，陈永贵有头脑，能够领导村民们完成任务。

他还有一颗善于发现的眼睛，能够看出别人的需要，并乐于帮助他人。

最重要的是，陈永贵始终拥护共产党，还能教育村民们同党的思想保持一致。

因此，贾进才做了一个决定：自己的这个党支部主任，要让给更有能力的陈永贵。

一开始的时候，陈永贵说什么也不愿意，但是在贾进才的解释下，他才知道了对方的良苦用心，同意了贾进才的“让贤”。

1952年，陈永贵顺利地当选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

而贾进才依旧怀揣着为大家服务的思想，成为陈永贵工作中的左膀右臂。

不得不承认，陈永贵能力出众，在他的带领下，原来那个公认的“贫困村”没几年就跃居当地生产产量前列的村子，大寨村也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先进典型。

陈永贵没上过学，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他一直想要摆脱“文盲”的帽子。

1954年，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盲工作，当年已经40岁的陈永贵第一个报了名。

在这里，陈永贵学习刻苦，很快就认识了几百个字。

当时，从县里开完会后，他就着昏暗的灯光学习别人的开会笔记。

有人还因此同他开玩笑：“老陈，都这么大的人了，还学啥？你再怎么学，还能去中央吗？”

听到这种话，陈永贵总是笑笑。谁也想不到，若干年后，陈永贵还真的放下了手中的锄头，进入了中南海。

放下锄头去北京

1959年，新中国举办成立十周年的庆典活动，而陈永贵也作为当地的劳模受邀来到北京。在这里，他还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

1963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大寨历经了磨难，一次特大洪水，两次风灾以及其他的灾害，让整个大寨都元气大伤。

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陈永贵带领村民们自力更生，克服了重重困难。

大寨村不仅没有被打垮，还取得了大丰收。没向国家伸手不说，还交了24万斤的商品粮。

一时之间，大寨村战胜了天灾的奇迹令人震惊，山西省掀起了一股“学大寨”的风气。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邀请陈永贵去介绍大寨村抗灾夺丰收的事迹，并传授经验。

1964年，陈永贵再次来到北京，这次，他站上了人民大会堂。面对台下各省市的高级干部，陈永贵毫不怯场，侃侃而谈。

他没有什么文化，说不出那些高大上的话，可是，他也不用草稿，就那样用最浅显的语言来解读自己的经验。

他告诉大家：“什么是干部？那就是先干一步。你不比群众先走一步，怎么能带领大家走好路呢？要我说，不先干一步，那就不能当干部。”

他的话音刚落，台下就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5月，毛主席在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上表示：“农业也要自给自足，就像大寨一样，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从来不向国家伸手要东西。”

紧接着，毛主席又提出：“农业主要学大寨精神。”

同年12月，周总理对大寨村创造的奇迹做出高度赞扬，将其同解放军、大庆一起作比较。

同时，他还号召全国各级机关都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

没过多久，全国范围内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

要知道，当时我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去没多久，广大人民群众都急需一个先进典型来鼓舞人心。

而大寨，正是顺应了时代的需要。

之后，周总理更是多次带领外宾来到大寨村进行考察。

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也让陈永贵更加努力，他信心满满，要带领大家建造更好的大寨。

1967年，陈永贵的努力没有白费，他带领的大寨村蒸蒸日上。

不仅如此，他身上也担任了更重要的职务。

从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昔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他的担子也越来越重。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也不再局限于山西省，而是来到了北京。

1971年9月，陈永贵成功地当选了政治局委员。

在1975年，他又选为了国务院副总理，就连他自己都说：“选我当副总理，我压根没一点儿准备。”

其实，在那个年代，像陈永贵这样从人民群众中走向中央的也不算少。

例如，陕西的纺织女工吴桂贤也当过副总理，辽宁的工人李素文还当选过人大副委员长。

而陈永贵则更加引人注目，毕竟，他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典型。

不得不承认，这种情况，的确算得上是“时势造英雄”了。

不改农民本色

在当选之前，周总理就找到了陈永贵：“这次让你来，就是安排你当国务院副总理。以后，你就负责把大寨精神推广到全国去，能做到吗？”

对于这个职位，陈永贵在高兴之余，也有自己的担忧：“总理，我文化水平不高，实在是干不了这么高的职位。”

周总理一脸严肃地告诉他：

“你既然是党员，就得服从党的安排。你也知道，现在中央内部也有斗争，要是你不干，别人也得上。再说了，你不是个农民代表吗？这件事，不仅毛主席同意，其他同志也都同意。”

陈永贵这个副总理并非虚职，而是实打实地要管理全国的农业，每天都要坐在办公桌前批文件、作指示的。

可是，他是个半文盲，有时候连字都认不全，这可怎么工作呢？

后来，陈永贵自己钻研出一个办法：他从昔阳县带过来一个秘书，先让秘书看文件，里面的内容再让秘书讲给他听。

在出席各个会议的时候，陈永贵也总是敢说敢做。

要是关于农村的生产工作，他也不用打草稿，直接就说出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的话非但不乱，还总是能够吸引到大家。

来到北京之后，陈永贵当了高官，可是，他却依然保持在大寨时的淳朴。

就算出席重要会议的时候，他也是一副农民的打扮。

穿着洗得泛了白的对襟衣服，头上再裹一个象征性的白头巾。

就连他的儿子跟老婆，仍然在被留在大寨挣工分。

当有关部门想要将他的户口迁出来，让他带到北京时，陈永贵拍着桌子吼道：“我的户口就留在大寨，是谁说让动的。我不同意，我看他敢！”没办法，他的户口又只好退回去。

并且，陈永贵不要一分钱的工资。

每年，他都会回到山西拿大队分给他们家的口粮，然后去粮站，换成能够通用的粮票，再由他带到北京去使用。

后来，中央考虑到陈永贵不要工资，在北京的花销又比较大，于是每个月给他36元的补助。

同时，陈永贵还在山西担任职务，那边也会给他每月60元的补贴，这就是他所有的收入。

要知道，当时的政治局委员有一些特殊的优待，不过陈永贵却压根就没考虑过。

每天，他都是一碗清粥，或者是面疙瘩，就着咸菜稀里呼噜地喝完。

偶尔有人来他家做客，他才会奢侈一把，但是也不过是煮一小把面条招待对方。

之前他每次到北京，都住在宾馆里。

每天他很早就起来了，然后自己叠叠被子，扫扫地。

中央也给他配了警卫员，看到领导干活，警卫员就跟他抢着干，可陈永贵却不高兴了：“我又不是没长手，怎么这一点活就不能干了？”

住了几天之后，陈永贵发现，走廊的灯总是亮一夜，他觉得浪费就起来去关掉。服务员打开，他就再去关掉。

当搬到钓鱼台国宾岛后，没住多长时间的他就浑身不自在，这里警卫员、服务员各种人围着他转。

最重要的事，他不能去群众中去了。

于是，陈永贵决定“奏个本”。

说干就干，他回去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

“主席，我文化水平低，要是不接触实际的话，工作起来有困难。因此，为了了解情况，我想一年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大寨蹲点边劳动边工作，三分之一的时间去全国的农村到处跑，学习先进经验，最后三分之一的时间再回来中央工作。”

这就是陈永贵的“三三制”工作，毛主席还对他的创新提出来表扬。

同时，在毛主席的同意下，陈永贵也搬出了钓鱼台，住在一个小院里。

可是即使出来住了，他也从没有想过接自己的家人来北京享福。

当陈永贵回到大寨劳作的时候，这里的村民们还都亲切地称呼他一声“永贵大叔”。

他也没有任何架子，乐呵呵地同人家打招呼，他的穿着，依旧是那套最朴素的“老农民”的搭配。

就连陈永贵去国外访问的时候，他也十分简朴。

有一次，陈永贵去墨西哥进行访问，他不带多余的随从人员，所有事情都由自己身边的警卫员管理。

跟着他一起去的人员，都得了20元的外汇券，驻墨使馆的工作人员建议他们“墨西哥的手表很便宜，还很不错，你们可以买块带回去。”

谁知，陈永贵得知大家打算在这里买表时，大发雷霆：“怎么出一趟国就要带块外国表回去？周总理还戴我们自己产的表，你们坚决不能买。”

从巅峰到平地

然而，陈永贵虽然能够带领大寨的村民完成生产任务，却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

陈永贵在大寨的时候实行“两手抓”，指的是一手抓苦干劳干，一手抓反资。

只不过，当时陈永贵规定了村里每户只能“一猪一鸡一兔”，要是有哪家超过了这一标准，他就把人家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不仅如此，陈永贵在陕西视察的时候，还说“这里的地不错，就是人不勤快，没利用好这块儿好地。”当地的随行人员听到后，都对他的话不感冒。

又有一次，陈永贵来到北大荒的军垦农场，看到这里遍地的马粪，他就批评人家：“你们这里有这么多的马粪，是多好的肥料，可是全都堆在那里不用。”

他走之后，一位师长说道：“他懂什么？他那一个小村子才几亩地。我这里几十万亩，收粮食还嫌人手不够，哪来的时间去拾马粪？”

另外，由于陈永贵过度注重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导致农民的财产大大减少，不少地方都怨声四起。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否定了陈永贵提出的“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陈永贵原来的话不再好使了。

他直言不讳地说：“我本来也不愿意做官，不想要任何权利。”

于是，他便提出了要辞去一切职务的请求，并得到了批准。为了让陈永贵有一份养老的工作，国家就安排他去北京的一家农场当顾问。

对于这个安排，陈永贵异常高兴，这是他的老本行。

于是，他退掉了之前配备的红旗车和房子，搬到了宿舍去住，就连出行都是步行或者坐交通工具。

不仅如此，陈永贵还尽力当好自己这“顾问”一职，动不动就去田地里，看农作物的长势，是否有虫害，完全将农作物当成自己的孩子。

而且他还鼓励职工提高积极性，关心农场的发展，得到了农场工作人员的好评。

晚年的时候，陈永贵检查出来肺癌晚期，他却打算放弃治疗，只因为不想浪费国家的财产。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去世，在他临终时曾告诉家人：“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农民，谁敢想我能站到那么高的位置呢？恐怕在以后，再也不会出现毛主席这样的伟人了，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人终究会死，我应该还算没有给毛主席丢人。”

不容置疑的是，陈永贵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广大农民的典型代表。

在成为国家副总理之后，他却依旧心系广大人民群众。正是有这样的英雄，我们的祖国才能繁荣昌盛。

参考文献：

史海钩沉：陈永贵在北京工作的日子

党史博采：周恩来和陈永贵

历史写真：毛泽东和陈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