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亦称方镇，《新唐书》曰：“夫所谓方镇者，节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于边将之屯防者”。一般来说，唐代节度使是一个“使职”，为唐代中后期的地方军政长官，而藩镇或方镇则更倾向于意指节度使所控制的地域和武装集团。所谓“体制”一般是“机构设置、领导隶属关系和管理权限划分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本文的“藩镇体制”可看作由节度使、募兵等相关制度构成的，与唐代原州县行政体制相当的制度体系。唐代的节度使制度和募兵制形成于玄宗统治时期，二者的结合，即控制地方财权、政权的节度使拥有募兵之权，标志着藩镇体制形成。安史之乱是玄宗朝东、西藩镇集团对立的结果，而唐代中期的内战多围绕藩镇问题展幵，外患又多由内战所起，故藩镇体制实为唐代中期战争的制度根源。

唐玄宗在开元、天宝年间以“强兵”目的实行了军事制度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在军队的动员方式上，逐渐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在军队的行政体制方面，于边疆地区广泛设置“节度使”，正式确立节度使制度；在军需供养方面，赋予藩镇的一定财权，以满足藩镇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而且，玄宗统治时期形成的节度使制度和募兵制度结合起来，即节度使拥有募兵之权，就形成了“藩镇体制”，安史之乱则可看作是玄宗时期藩镇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天宝年间，伴随着边疆军事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东、西藩镇集团对峙的格局。从某种角度来看，安史之乱的爆发可看作是两大藩镇集团矛盾发展的结果，唐廷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则可看成是两大藩镇集团冲突的延续。

西藩镇集团的对立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上海书店，年）第十章《安史之乱》的“《通典》的二统说”一节中进一步阐发了“二统”说，即天宝时期出现了哥舒翰的河西、晚右藩镇集团和安禄山的范阳、平卢、河东藩镇集团相互对峙的藩镇格局，唐廷与“二统”之间的对立，以及“二统”之间的矛盾，是安史之乱爆发及其延续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黄新亚在《说玄宗削藩与安史之乱》（《学术月刊〉，年，第期）一文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天宝时期，唐廷为了抑制业强大的藩镇，试加强东、两方两个藩镇团的制衡，以藩镇御蒲镇，最终导致安史之乱。

兵制，即军事制度，现代一般称作“军制”，包括士兵的动员方式、军队的指挥协调方式和军需供养方式等内容。唐代是我国兵制发展的重要时期，开元以前一直实行的是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玄宗时期为了满足边疆地区频繁且规模较大边疆战争的需要，唐廷以“强兵”为目的进行了以募兵制为核心内容的军事制度改革。

唐玄宗统治时期，边疆战争的频度和强度加剧，这就要求征发大量有战斗力的兵员，但是日益崩坏的府兵制已经无法满足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玄宗在开元年间实施了京师禁军和边镇军队的募兵制度改革。玄宗建立的募兵制与之前的“兵募”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募兵”是一种职业兵，且具有“募而不散”的特点。

府兵制的崩坏。府兵制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兵役制度，以低经济成本和军事风险为原则，但效率不是很高。唐代的府兵制与均田制相挂钩，随着授田不均、不足以及无田可授局面的出现，府兵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经济条件，很难贯彻了。加之兵役繁重，战争扩日持久，以及“卫士”社会地位的下降，因此“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侵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府兵制的破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府兵趋于破坏到最后崩溃有一个不算短暂的过程，从永淳二年到幵元元年为第一阶段，这时形式上尚能维持，实质上已日趋败坏。从幵元元年到天宝八载为第二阶段，这时形式上的上番也很难维持，终于停止上下鱼符了。以后仍保持着折冲府的机构和官吏、兵额，名存实亡，又达三十多年之久”到了天宝八载，“折冲诸府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府兵制正式寿终正寝。

玄宗时期边疆军事形势的紧张，要求提供大量兵员。唐玄宗统治时期，积极于谋取边功，与契丹、突厥、吐蕃、南诏多有战争，幵元年间唐廷共组织了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如开元二年，唐与契丹漆水之战，唐军六万大军“死者什八九”同年，唐蕃武街之战，唐军出兵十二万，大胜。尽管开元时期唐廷与外族的战争互有胜负，但是唐廷四处出击，长期与多个外族进行军事对峙，这就要求唐廷在边地屯驻大量的军队，以防止外族骑兵的突然袭击。而且，为了保证兵员的数量和质量，募兵制开始取代了原有的义务兵役制——府兵制，“募兵”被制度化了。

开元时期唐王朝经济的发展，为实施募兵制改革创造了经济条件。募兵取代府兵无疑需要国家强大的财政收入作为支持，由于“开元时期以玄宗为首的统治者对社会经济是相当重视的，从生产到消费，在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都制定了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出现虽有先后的差别，也不完全都是开元君臣创造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绝大部分都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于是出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开元盛世”，史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箱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经济的繁荣为玄宗的募兵制改革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在王朝时代，多么富足的经济都无法负担持续战争的军费开支，一个政权一旦掉入战争的“泥潭”之中，如统治者不改弦更张，或政权的适时更迭，必然走向灾难。

募兵制就是中央或地方政权以雇佣的形式征集兵员，招募的兵士长期在军队服役，政府为士兵提供武器、资粮或马匹，免除赋役，并以一定数量的军饷和衣粮作为报酬。“募兵”并非唐玄宗统治时期才出现的现象，如：贞观十八年，唐太宗讨伐高句丽，“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武则天时期，“每岁差兵募五百人往姚州镇守，路越山险，死者甚多”可见早在玄宗之前“募兵”就普遍存在了。

开元十一年（年），原隶属于“十二卫”的南衙禁军不再由府兵番上，而由唐廷募士宿卫，这标志着玄宗募兵制改革的开始。所募之禁军，仍旧隶属“十二卫”，最初称为“长从宿卫”，后改称“強骑”。史载：“高祖、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猫州长从兵，共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一番。命尚书左丞萧蒿与州吏共选之，明年更号曰擴骑’”’招募的地域集中在关内地区，以便于宿卫。“从此之后，府兵虽仍有征镇之役，宿卫之职却废而不举，番次上下不过徒具文书”，府兵的“番上”制度被彻底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