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白莲教起义，也许看过黄飞鸿系列电影的人并不陌生，电影中黄飞鸿作为正义之士的代表，揭穿了白莲教的封建迷行和蛊惑民心的恶劣行径，凭借自身武艺大战白莲教圣母，揭发其刀枪不入的假象，大快人心。然而，白莲教起义，参加的民众大部分是当时的穷苦百姓，也可称得上是一场农民战争，这场战争主要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和湖北边境地区，是一场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

白莲教起义爆发前，川楚地区（主要是湖北、四川等地）属于清代朝廷控制的薄弱环节，地方割据势力强大，地方官员贪污盛行。因而民谣传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官员们极力吸取民脂民膏之状，已然成为民间尽人皆知的现象。当时正处于清廷刚刚平复地方叛乱时期，地方战乱过后，吸引了临近各省区的民众迁入，即“湖广填四川”等几次移民高潮。这些移民的到来，本来是件好事，因为丰富了地方的劳动力，带动了生产，但移民的人数过多，就会带来许多因人口膨胀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那些被迫迁移的人们，就是基于原来的地方没法获得基本的生存需要，或者生存的空间已经被挤得没发喘息，才会设法迁移他处寻求生存，因为战乱导致生存空间出现不平衡，发生倾斜的空间就会引导人们往更富余的空间流动，而这个流动是没有控制阀的，没有极限的警戒线和警钟告知人们何时不再迁移，只有当迁移的人们因空间的压迫为此付出血的牺牲，才会被人们所警觉。白莲教起义这是这段迁移历史血的教训。

那些迁移的人们，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土地开发程度，在迁入川楚地区后，始终没能安家落户，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搭棚暂住，流动性很大。而且因为人口突然增长，挤占了当地生产资源，移民们并不受当地原著居民待见，甚至两者矛盾逐渐激化。地方官绅常常互相勾结，对移民强行盘剥。没有归属感的生活，造成社会中充斥着一个个无处安放的灵魂。这样的民愤和压力，急需要一个可以宣泄的平台。此时，白莲教趁势而起，宗教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尤其是顺应了历史发展中人们的现实需求的宗教，发展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移民这种物质与精神的贵乏为白莲教的传播提供了十分适宜的社会土壤，其教义很快在下层社会百姓之中广泛传播，白莲教依靠自身影响和财力，给人以物质互助,也能给人以精神慰藉。“人彼党伙,不携赀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行天下”。并且“煽惑山民，称将咒念经可免劫余，立登仙佛"。白莲教充分利用移民心态，通过传播虚妄的教义，迎合了移民群众的心理需要，很快发展成颇具影响力的宗教势力。

由于教众甚多，后来直接形成一股反抗清廷政府的农民起义，清廷政府多次派遣军队进行镇压，起义军被打得节节败退，最后被迫退往山区地带艰难苟活，而山区里面可耕地少，能养活的人口实在有限，很快起义军民陷入粮食危机，一旦遇上天灾，饿死的人比战死的人还要多。这不禁让人想起电影《一九四二》，一部由华谊兄弟公司和重庆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剧情片，该片讲述了1942年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饥荒，地主范殿元赶着马车拉着粮食和家人加入逃荒队伍的故事，那个年代因为饥饿，荣华富贵已经不值一提，有饭吃成为人们的最大希望。

因为战争和灾荒，人们已经无路可逃，饿死的饿死，战死的战死，那种悲惨状充满恐惧，令人难以想象。白莲教起义相比于1942年的灾荒，也许更为悲惨，因为社会发展倒退回去140多年，同样是因为战争和灾荒导致人们被迫逃难，饥饿充满整个空气，140多年前的逃难较之140多年后的逃难，势必要更为艰难，因为社会在发展，土地在开发，经济在进步，140多年后的社会物资更为丰富，只是战争和灾荒所造成的饥荒，形成的后果还是一样的。逃难的路上是一个个无处安放的灵魂，人们需要的仅仅是一个可靠的归宿和安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