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进一步发展，阁权已重于部权。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祟，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土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

原来，“殿阁大学士，官仅五品”，“终永乐之世，未尝改秩”朱棣虽然信用阁臣，但因阶秩不高，在处理朝政时，必然要受到一定影响。仁、宣时期就打破了这一限制，不断提升阁臣的官阶。仁宗刚即位(永乐二十二年八月)，“进杨荣太常寺卿金幼孜户部侍郎，仍兼大学士。杨士奇礼部左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黄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俱掌内制”。这样，就把阁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仁宗时，复设建文、永乐时罢置的公孤官(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公孤官是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而设的，虽系虚衔但却极尊崇，原来皆以公侯伯尚书兼之。

仁宗也把这崇高的官衔授予阁臣。九月，进“杨士奇少保，又进杨荣太子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学士”。可见，这时内阁大学士已跻入公侯伯尚书的行列。十二月，又“进杨荣工部尚书”。自仁宗即位以后，对杨土奇等阁臣不断擢升但提升为尚书的，杨荣为第一人。虽在这之前阁臣已有提升为公孤官的，但究系虚衔，不及尚书握有实权。所以“居内阁者，必以尚书为尊。自荣后，诸入直文渊阁者皆相继晋尚书，于是阁职渐崇”。

洪熙元年(1425年)，晋杨士奇兵部尚书，进黄淮少保兼户部尚书、金幼孜礼部尚书。比较后进的杨溥，也于宣德九年(1434年)“迁礼部尚书，学士值内阁如故”。当时，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皆以元老为中外所信”，“名位先于三杨“与三杨同辅政”。但实际上，“仁宣之间，政在三杨，(蹇)义虽掌铨衡，辄依违其间，无所匡拂”。可见，这时已形成阁权重于部权的局面。

永乐时阁臣虽参预机务，但“其时奏章，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宣德时，始有内阁的“票拟”。“票拟”，即是阁臣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据《殿阁词林记》载：“至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以进，谓之条旨。及遇大事，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即传旨处分，不待批答。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阁臣获得票拟权，也就是直接掌握了处理国家政事的大权。人们把明代内阁之职比于古之丞相，就是因为其主票拟的缘故。

内阁大学士有多人，所以在主持票拟及处理其他政务时，往往根据阁臣资历的深浅，及皇帝信任程度的不同而有主次之分。如宣宗时，在内阁的除了“三杨”以外，还有张瑛为华盖殿大学士，直文渊阁；陈山为谨身殿大学士，直文渊阁。他们两人也都是加尚书衔的阁臣，但其权力则远逊于“三杨”，其时“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可见以后的首辅制度，这时已见端倪。

首辅制度正式形成于明中叶。资格最老、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被称为首辅，负主要责任；其余的大学士称群辅，权力比首辅小得多，是其助手。《明史》卷三○六叙述这种情形说：“内阁调旨，惟出首辅一人，余但参议论而已。”仁、宣时期阁权之迅速增长，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深受仁宗和宣宗的信任。

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的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历任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大学士。这样的经历，使之成为“宿德重望”，“为时耆硕”，在朝臣中有很高的威望，这对于阁臣权力的增长，显然也起着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