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常将秦朝之前的蜀地视为蛮夷之地，被秦著名军事家司马错称为“戎狄之长”，这一称谓实际上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古代文献，详细探讨这一称谓背后的逻辑与史实。

西汉《战国策》中记载了张仪与司马错在秦惠王面前的一次经典的“先伐蜀还是先伐韩”的论战。司马错主张先伐蜀，并在其辩论词中将蜀地称为“西海”之地，也是“戎狄之长，有桀纣之乱”。这里的“（蜀）有桀纣之乱”是否是描述蜀地曾经发生过“夏桀、纣王之乱”的历史呢？

但这段论词更有明确指向意义的是“戎狄之长”这一称谓。也就是说，直到在司马错张仪论战的秦惠王的时代，即东周战国时期，蜀地仍被视为戎狄的首脑区、核心区，这与我们常见的将戎狄定位于“华夏部落”西北部和北部的观念相悖。通常认知“戎”在陕甘青海一带，狄在内蒙宁夏北方。而司马错将蜀描述成“戎狄之长”的确非常让人费解。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商周时期的历史。戎狄，作为商周文献中对西部北部非正统部落的蔑称，包括了犬戎、姜戎、西戎、羌、猃狁等部落。在商代，商王武丁曾征讨西戎、鬼方，并取得了胜利。商晚期，文王初为西伯时，被派去“攘戎狄而戍之”，显示了商朝对西部边疆戎狄的防御和征讨。武王伐商时，也利用了一部分戎狄的力量，如“羌髳率师会于牧野”，其中的羌即属于戎狄。

到了西周时期，与戎狄的互动更为频繁。宣王五年，泸州尹吉甫率军征伐猃狁（戎），取得胜利。值得注意的是，蜀人尹吉甫是《诗经》的最早采集者，而诗经采集的地方正是古蜀地。此外，《竹书纪年》记载“（周）历王十四年，猃狁（戎狄）侵宗周西鄙，（周）召穆公率师追荆蛮，至于洛。”这里的“洛”，笔者之前有系统推论，就是三星堆区域石亭江与鸭子河。

西周与戎狄的频繁互动，以及西周（幽王）因申侯联合戎狄（犬戎）而灭亡的历史事件，都表明戎狄与周朝政权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按战国策中司马错的描述，蜀地为戎狄区域，那么商周之时，商及西周政权在蜀地似乎更为合理。因为无论是从地理位置、历史记载还是文化联系来看，蜀地与戎狄的联系都远超过与河南、陕西等地的联系。

此外，宋代《中国论》所述“南方曰蛮，雕题（管理）交趾”，以及《竹书纪年》中位于交趾的越裳氏向西周成王进贡的记载，也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角度。如果西周政权核心真的在陕西或河南话，那么远在云贵广西一带交趾的南蛮越裳氏是如何隔着偌大的古蜀地盘向与自己八竿子都打不着的“西周成王”进贡的呢？这从逻辑上进一步质疑了西周在陕西河南的可能性，反之支持了西周政权在蜀地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测，古蜀地实际上在商周时期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与戎狄等部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戎狄之长”这一称谓，很可能是中原地区对蜀地的一种贬低和误解。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称谓又被用来指代北方的匈奴等游牧部落，但其原始含义和与蜀地的联系却被逐渐淡忘。通过深入研究古代文献和考古发现，我们或许能够揭开古蜀地更多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