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它是的唐朝人口急剧减少，国力大不如前。

安史之乱的爆发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唐王朝的衰落，也不能仅仅从安史之乱上找原因。

从均田制逐步被破坏开始，唐朝原有的税制、兵制就已经出现了问题，这既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为节度使培养自己的私人武装创造了条件。

而唐朝设立藩镇和节度使，则是根据当时国防形势和现实生产力条件做出的制度改变。

一、均田制瓦解的一系列后果

1.均田制

以均田制为基础，唐朝建立了以租庸调制为中心的赋税制度和以府兵制为核心的兵役制度，这些都是唐朝缔造盛世、开疆拓土的重要基础。

也正因为如此，均田制的崩坏随即引起了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与政治变革。

均田制是一种按照人口来分配土地的制度，部分土地在分配后可归农民所自有，称为“永业田”；部分土地在农民本人死后要还给官府，称为“口分田”。

均田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政治理想，达到了“为民置产”的作用，轻徭薄赋的好处能够切实落在农民头上而不被地主所剥削截留。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均田制还是出现了不可逆转的问题。随着唐代前期的和平发展，人口增长导致对土地的需求迅速增加。

但是已经分配的土地被通过转卖、隐匿等各种手段被私有化，政府已经没有足够土地给新增人口授田，领田者无法得到足额的土地。

由于唐代的均田令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允许土地买卖，这为地主和免课户大量兼并土地创造了条件。

2.租庸调剂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建立的赋税制度，它的崩溃与均田制的被破坏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并且相互之间推波助澜。

所谓“租庸调”，租乃田租，庸即力役，调是户调。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可以减少甚至免除租调；每个丁口每年出二十天庸役，闰年多出两天，不出庸役者可以用绢代替，如果因事需要多出庸役，可以减免租调。

百姓缴纳赋税以“授田”为基础，农民有充足的土地，才能足额缴纳租和调，也才有服庸役的动力。

均田制配合租庸调制，使得流民安定、百姓富足，国家财政收入稳定而充足，对社会安定起到了重大作用，真正达到了陆贽所说的“下不困而上用足”的效果。

租庸调制崩溃的根本原因是均田制的破坏，授田不足以及土地兼并的大量发生，极大降低了农民纳税的能力，在无法负担税收的条件下，农民大量逃亡。

总之，在均田制被破坏的条件下，继续施行的租庸调制在“百姓逃亡”与“增加税额”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恶性循环。

在籍人口越来越少，户籍逐渐形同虚设，在籍人口的减少侵蚀的却不仅仅是租庸调制这一税制的基础，还破坏了府兵制这一兵制的基础。

3.府兵制

府兵制同租庸调制一样，也是以均田制为基础、以在籍人口为依据。何谓“府兵”?府兵就是军府的兵。

唐初在各地设立折冲府，以负责征兵与训练事宜。根据财产状况，唐政府将户口划分为九等，并从上、中六等的民户之中挑选府兵，并免除其家的租庸调。

府兵战时应召从军出征，承担轮流戍卫京城和边疆的职责，平时同普通农民一样从事生产。由此可见，服兵役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沉重的负担，这也是府兵要从富裕家庭中选拔的原因。

府兵制具有显著的优点。首先，府兵寓兵于民，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并大大节省了国家的国防开支。其次，在军功封赏的激励下，府兵具有极高的战斗热情以及较高的战斗力。

由于府兵与将领接触时间短，不易与将领产生隶属关系，对皇权忠诚度更高。战争结束时，“兵归其府，将还于朝”，这种措施有效杜绝了将领长期拥兵从而培植私人势力的可能性。

唐代府兵制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周时期逐渐被破坏。究其原因，首先是均田制遭到了破坏，实行府兵制的基础没有了。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底层农民生活贫苦，贫苦百姓如何当得起府兵?加上在籍人口大量逃亡，兵员数量和质量都无法得到保障。

其次是因为战事频繁导致兵役繁重，士兵无法按时轮番更替而常被强留以致久戍不归，导致百姓大量避役以及兵士逃亡。

最后，府兵制的破坏与当时府兵社会地位的下降也有很大关系。直到天宝八年，时为宰相的李林甫奏请停止了折冲府的征兵职能，府兵制彻底走向了消亡。

二、国防形式的变化是安史之乱爆发的重要推手

1.唐代的战略对手与国防形势

唐代国防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仍然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自唐太宗以后，唐朝国防战略逐渐由进攻转入防御。至唐玄宗时期，西方、北方边境重新面临突厥、契丹、奚、吐蕃等的威胁。

而要想在战略防御中占据主动地位，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要有“重镇”，各个边关险要常驻数万兵马，既可御敌又可主动出击。

二是要有“集权”，重镇长官必须独当一面，拥有调动各方资源的权力，不能受到掣肘。唐朝所设重镇就是藩镇，掌握集权之人，就是节度使。

2.节度使、藩镇的形成

藩镇和节度使的设立以及节度使权力的逐渐扩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军权是节度使设立的天生属性，行政权的赋予是对节度使的进一步解放。

但随着节度使逐渐对财政权力的掌握，其始具有了拥兵自重乃至割据一方的条件。

当安禄山纠集罗、奚、契丹、室韦反戈向唐之时，唐朝中央兵力不满八万，且武备懈怠，久不习战。既然要长期驻守边疆，加之府兵制已经崩坏，募兵制就成为必然。

募兵的来源相当复杂，但大多是无家无业、无依无靠之人，也包括游牧民族的投降士兵。这些人一般都终身从军并且兄弟父子相继，从而世代处于军旅之中。

“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因为节度使直接掌握着生杀、赏罚部属等权力，所以士兵们对节度使极度忠诚与依赖。

于是国家供养的军队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势力，节度使对一方藩镇的军权有了绝对的掌握。

除了掌握军权，节度使又逐渐得到了地方的行政权力，这是唐中央政府根据北部边防军事需要又一次扩大节度使权力。

节度使对藩镇财政权力的掌握起源于军需后勤的供给需要，而自古以来，凡是形成武装割据的，军权与财权都像连体婴一样不可分割，所以节度使的财政来源值得重点探究论述。

藩镇的后勤最初主要依靠中央政府，但耗费巨大的后勤供应仅靠中央政府是远不够的，于是其供应制度改为用屯田的收入解决军队的部分后勤需要。

起初屯田收入由中央政府支配，但为了提高唐军的战斗力，唐政府不得不把各个防区屯田收入的支配权力转给节度使。

除了屯田收入的支配权以外，唐玄宗时期，藩镇节度使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税收权力。

后来，唐政府又把食盐资源的管理权交给节度使。盐池所产之盐一部分上贡朝廷，其余主要用来满足当地驻军，并且贩卖获利，食盐贩售也成为各个节度使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总的来看，藩镇节度使是由于唐太宗以后唐朝国防形势变化而产生的，节度使的权力由最初的军权逐渐加强，扩展到行政权、财政权等。

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唐中央政府以分封节度使为手段招降纳叛、安抚功臣，以致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

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使得节度使数量进一步增加，权力随之发酵膨胀，最终形成了唐朝后期藩镇林立，强枝弱干的局面。

三、总结

安史之乱、藩镇林立，是由两条线合并成的一条线。均田制的崩溃造成了府兵制的瓦解和募兵制的建立，招募的职业士兵最终成为节度使的私人武装。

国防形势的变化是唐朝设立藩镇和节度使的直接原因，而基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不得不使节度使总揽一方大权。

在国防战略由进攻转向防御的大背景下，藩镇和节度使应势而生。为了更好地完成军事任务，唐中央政府不断下放财权和行政权给节度使。

其实，在兵权与财权的结合下，藩镇节度使的势力已经日渐强盛，地方行政权力即使是独立的，对节度使的制约能力也十分有限。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户籍的失效、兵权的下放还是财权的分散，对于唐中央政府来说，是受制于当时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

对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来讲，要完全阻止土地兼并是不可能的。如今交通、社会组织和信息技术如此发达，做一次人口普查尚且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在唐朝当时的条件下，要详细统计全国人口、田地，并划分等次，是何等困难?

边疆战事路远事急，节度使领兵在外，若中央政府事事掣肘，必定难以发挥藩镇应有作用。由此来看，安史之乱的爆发并非偶然，也难以说是安史之乱导致了唐王朝的衰落。

唐王朝的衰落早已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了，安史之乱捅破了盛衰之间相隔的最后一层窗户纸，这一过程为后世留下的教训是巨大且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