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一架美国空军C—47型运输机，上午8时45分飞离重庆，按预定时间飞到西安，休息加油后继续向延安飞去。

飞机上乘坐的人，是中国共产党里赫赫有名的中共中央委员博古（秦邦宪）、王若飞，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新四军军长叶挺，进步教育家黄齐生，黄齐生的孙子黄晓庄，十八集团军参谋李绍华、彭踊左，随员魏万吉、赵登俊、叶挺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最小的儿子阿九和女工高琼。

在飞机向延安飞行过程中，飞行员曾经与延安美军电台联络过一次，此后便没有了这架飞机的消息。接机的人们一直在机场等着，但是迟迟不见飞机的影子。直到天都黑了，人们才得到消息，这架飞机已在下午2点左右撞上了山西兴县境内的黑茶山，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当时新华社发布飞机失事消息时，是这么说的：“飞机‘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新华社的措辞非常谨慎，为什么不直接说“是”，而说“想系”，是因为，当时的许多人，包括周恩来，都认为不可能是由于浓雾的原因致使飞机撞山。

博古即秦邦宪

由于当时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明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而且当时，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和平谈判，没有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起飞机失事，就是国民党特务干的。

1952年夏，留学苏联的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利用暑假回国参观学习。一天中午，周恩来总理接他到家里吃午饭。在吃饭的时候，周总理告诉了叶正大实情：“你父亲座机失事，过去只是说在浓雾中撞上了山，今天我可以告诉你，当时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

“只有国民党的特务才能干出这种事，否则无法解释。因为飞机一直是正常飞行的，那时延安只下了点小雨。C—47型飞机可以飞越驼峰，性能也是好的，飞行员是美国飞虎队队员，技术也是好的。为什么快到延安的时候突然电讯中断，迷失方向？

“出事后，从飞机残骸发现一份迷航的报告，证实迷航是确实的。为什么迷航？就是因为有人在仪表上做了手脚，使仪表突然失灵。”

周总理又补充说：“那次飞机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继续破坏，我向国民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答应了这个要求。”

叶挺

突然明白了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乘飞机到重庆谈判时，去延安接毛主席的飞机是由美国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陪同了。你可能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是在“四八”飞机失事之前，对！这也是周总理为什么提出上述要求的原因。

当时参加失事现场的基层公安干部讲了3条失事情况，分析后说失事原因是不解之谜。如果加上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一切就都好解释了。

1、飞机是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休息加油后北飞延安，直到距离延安30公里的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做了手脚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是飞到了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

2、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公尺（1公尺=1米）高度，而飞机是“撞了黑茶山侧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公尺高，而飞机在2000多公尺撞山。如果不是特务做了手脚，飞机的高度表不会失灵；

3、在遗物中有一份有关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飞机已经承认已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已迷航向。

根据以上3个事实可以作出下面的分析：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罗盘和压力高度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同时失灵，致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一般来说，飞行员在自己随身的文件中，是应该带有表示着飞行任务航线的地图的。按照地图飞过黄河那么大的目标，是可以看见或者感觉出来的。当时下面天气不好，是一片云雾，地图上肯定有山的标高，高度表又失灵了，你发了迷航电报，下面可能是一片山地，你为什么不飞高点？这里可能是飞行员和地面指挥的错误，但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特务在西安装了定时破坏装置，把磁罗盘和高度表破坏了。

王若飞

飞机航向和高度系统是飞机的三角神经，是非常容易破坏的。而且当时的C—47型飞机没有无线电全罗盘和无线电高度表，更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和飞行数据记录系统（就是普通说的黑匣子，出了事故后可以分析事故的原因的记录仪器）。

无论是周总理分析判断，还是基层公安人员说到的3个不解之谜，都是一种合理推测。即使再合理地推测，也必须用人证物证来说话。

上个世纪90年代，隐居台湾多年的军统特务杜吉堂（谐音毒鸡汤）在临死之前，可能是不想把秘密带进棺材，也怕到了“那边”叶挺、邓发的英魂会找到他要说法，鼓起勇气说出了事件的真相。一切如周总理地推测那样，是军统特务们做了手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军统特务王平虎当时担任西安空军调度科科长，他得知中共领导人这次飞行之后，立刻电话通知南京。军统局得知消息后，立即决定由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队长杜吉堂负责进行破坏暗杀行动。

你可能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不是在3月17日摔死了吗？对，没错，可是他的继任者毛人凤也不是个善茬，他一直按照戴笠的一贯做法去行动。

杜吉堂知道这次暗杀行动的对象都是中共高级领导，因此十分谨慎。他找到其下属特务们商量，要求做得干净利索，不能留下任何把柄。有内行的特务出主意说，可以破坏飞机的飞行仪表，使飞机迷航，最后自然会坠落。杜吉堂上报后，立刻得到批准。

杜吉堂找到对飞机非常内行的特务杨耀武，让他伪装成机场检修人员，由王平虎安排他去检修飞机，在检修飞机的过程中，杨耀武在飞机的高度表和磁罗盘反面放上了磁铁。

邓发

4月8日上午，飞机从重庆出发，顺利到达西安，加油后继续飞，就出现了我们开头的一幕。

由于是1946年4月8日飞机失事的，所以把这次牺牲的烈士统称为“四八烈士”。

1946年4月18日，四八烈士的遗体由晋绥边区的兴县运到延安。4月19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3万余人的追悼大会上，毛主席和党中央无限悲痛。毛主席以中共中央名义写了一副挽联，以表达对烈士的哀思：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痛，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参考资料：马振犊著《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九州出版社；杜忠明编著《毛泽东对联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