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史奸臣传中，有一个人叫章惇，如果不去深入了解，可能会以为他和秦桧是一类人，以至于给他打上“卖国贼”的标签。然而，但凡看过章惇的事迹，就会发现，所谓奸臣的指责，不过是对章惇的污蔑。

章惇出身于官宦世家，父亲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章惇小时候就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他样貌俊美，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文学上十分出色。

章惇能力突出，个性也狂傲，这一点从他科举就可以看出来。章惇参加科举的时候，很简单就做到了别人梦寐以求的进士及第，但他却因为族侄考中了状元，他不愿居于族侄之下，竟然扔掉敕诰回家。

两年后章惇再一次参加科举，名列一甲五名，开封府第一。后来，章惇累任官职，但因为他自傲固执，不愿同流合污的性格，一直受到排挤。直到熙宁二年（1069年），章惇被推荐给参知政事王安石，章惇才迎来仕途的上升期。

王安石十分欣赏章惇的性格和能力，恨得之晚，他开始变法后，立即重用章惇，让他负责相应的变法事宜。章惇负责许多事项，还参与制定财政机构的法规，这段经历提高了章惇的处政能力，也为章惇在王安石倒台后独当一面奠定了基础。

后来，王安石被人抨击，他的新法效果不佳，本人也惨遭贬斥。反对新法的人占据上风，唯有章惇依旧坚持变法革新，他大骂反对新法的人，比如说当朝名臣司马光是“村夫子，无能为”。

正因为如此，章惇才被归入奸臣传。在宋朝的时候，朝堂上一直有两股势力，一股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法派，一股是反对新法，抵制革新的守旧派。其实，两方都不是白莲花，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都会党同伐异，排除异己。

章惇在新旧党争的过程中，充当了王安石的“爪牙”，打击了不少朝臣，这些人有的是腐朽的守旧派，但有的只是反对王安石的变法，本人并非奸臣。所以，等新法派彻底倒台后，朝堂中主导舆论的守旧派，自然将章惇归入奸臣传。

但是，章惇是不是奸臣，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

《宋史》中说章惇是奸臣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章惇轻启边衅。然而，当时的北宋面临的是内忧外患，西北方向有西夏的侵扰，北方有辽人的威胁，西南还有吐蕃等势力为敌。在这样的情况下，北宋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像后来的秦桧一样，不断以割地求和换取和平，要不就自强守卫国境。

章惇选择的就是后者，而且他做的很好。王安石和章惇的新法确实存在很多问题，对后来的北宋发展起到了一定消极影响，但对于当时来说，确确实实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比如章惇执政时期，不仅吐蕃主主动向北宋投降，西夏也被北宋打的被迫向辽人联合。西夏投靠辽朝以后，不断请求辽人出兵，攻打北宋。辽朝集结大军于边境，朝廷中的旧党立即惊慌失措，奉辽国来使为上使，准备归还北宋以将士性命打下来的领土。

章惇力排众议，怒斥朝中的投降派和求和派，坚持主战。结果辽朝见北宋意志坚决，果然不敢南下打仗，西夏最后没办法，乖乖的与宋朝签订和约，向宋朝投降。从这一点来看，章惇是有骨气的，而且他的做法取得了效果，为北宋争取到了利益。反而是当时主张割地的求和派们，事后说章惇轻启边衅，差点给北宋带来灭顶之灾，实在可笑之极。

章惇被攻击的第二点，就是他专权擅国，干预废立。元符三年（1100年），哲宗去世，向太后主张立端王赵佶为帝。章惇认为“端王轻佻，不可以君临天下”，主张力简王赵似。但是向太后和曾布等大臣联合，共同压制章惇。章惇没有办法，只得召端王入宫，扶他登上皇位。

而这个端王，就是后来的宋徽宗。事实证明，章惇的看法完全正确，简王是不是一个明君无从知晓，但可以确信的是，宋徽宗确实不行。徽宗亲信奸佞，沉迷享乐，不问国事，最后导致了靖康之耻。

如果当初听章惇的话，不立端王赵佶为皇帝，历史可能就会改写。北宋的军队实力比不上辽军和金军，光是换一个皇帝也许无法改变，但如果不是宋徽宗这样昏庸至极的皇帝，北宋至少不会灭亡的那样难看和耻辱。

而且，如果能将章惇的新法坚持推行下去，北宋的国力将会有很大的提升。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北宋的军队战斗力会有改观，不至于数十万禁军一触即溃，被十几万金军围了京师。

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了，章惇没能阻拦赵佶登上帝位。宋徽宗执政稳固以后，自然容不得章惇在朝中，于是将他贬斥到湖州。章惇抑郁而死，朝中最后一个新法的主导者，自此不再。

章惇倒台后，朝中的人纷纷翻出他的旧账，大肆攻击他。这个活动直到南宋都没有停止，以至于章惇死后许多年，宋高宗还下诏贬去章惇的官职，并命章惇的后人永远不得在朝廷出仕。

章惇不是“白莲花”，他和张居正类似，执掌大权的时候培植党羽，身上也不干净。但是章惇执政时期，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不可磨灭的。可以说章惇不是一个道德楷模，却不能说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奸臣。是非黑白，公道自在人心。

参考资料：

《宋史》

《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