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谭这个名字并不出名，但他可能是东汉乃至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优秀的哲学家之一，他有一段对精神和身体关系极为精彩的论述：“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这句话经常出现在高中政治哲学考题上，他的形神论是唯物主义的，而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他超越同时期的大部分人了。

桓谭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他绝妙的形神论，还有他一系列充满哲学思考的观点和他传奇精彩的一生。

桓谭出仕在一个并不安稳的时代，他在朝中任职时，已经是西汉末年，王莽正准备篡汉。在王莽还没有建立新朝时，桓谭在朝中的官职是郎官。由于擅长音乐和弹琴，所以宫廷每次举行宴会，皇帝都喜欢让桓谭弹琴助兴。

不过桓谭并不是一位只会弹琴供皇帝取乐的优伶，弹琴音乐是他的爱好，学习儒家思想才是他的本职，至于哲学思考，则是他的理想。

桓谭博学通达，他不拘泥于当朝所谓应该读的书，只要是经典名著，他都有所涉猎，至于文人必学的《五经》，他早已烂熟于心。桓谭喜欢古学，训诂大义，不为章句，在他的心中，春秋战国的大儒才是圣人，当朝天天正襟危坐，之乎者也的所谓大儒，不过是荀子口中的“俗儒”。桓谭尽管出身儒家，但他对于这些浅陋而迂腐的儒士，可谓是极尽嘲讽之能事。

桓谭喜欢歌舞，穿着简易，在许多“大儒”眼中，自然是离经叛道之人，被他嘲讽的俗儒们也都愤愤不已，合起伙来排挤桓谭，所以终西汉一朝，桓谭做官做的并不如意。

王莽篡位对于桓谭本来是一个机会，当时不论是士大夫还是许多所谓的名士，都极尽所能对王莽溜须拍马，称他为圣人，但桓谭却“独自守，默然无言”。在一众俗儒中，桓谭鹤立鸡群，显得格外刺眼。拒绝同流合污的代价就是被排挤，所以终王莽一朝，桓谭的官职也只是掌乐大夫。

桓谭看不惯王莽篡位，尽管他是一位“非主流”儒生，但他也有着正统思想，所以王莽的行为在他眼中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而且王莽的倒行逆施给百姓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桓谭有心挽救，却无力回天。愤慨下，桓谭参加了新朝末年的起义，被更始政权召任为太中大夫。

刘秀后来当上了皇帝，是为汉光武帝，桓谭被征召为待诏，但没几天就被免职了，理由是“失旨”。大司空宋弘和桓谭关系好，又向光武帝推荐他，光武帝将他任为议郎、给事中。可没过几天，桓谭又惹怒了光武帝。

桓谭和光武帝不对付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两个人一个不信邪，一个“专信邪”。桓谭对于灵魂和身体的关系有着很深的思考，他专门著《新论形神》篇，讨论形神关系，批判战国以来流行的所谓神仙方士的迷信思想。桓谭以蜡烛和烛火作为比喻，蜡烛烧尽烛火就要烧灭，不可能凭空产生燃火，人也是一样的道理，精神依附于身体，人死后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养身可以延长寿命，但不可能长生不老。

桓谭的思想属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范畴，尽管他的观念中还有一部分天人感应的思想，不能算是纯粹的无神论者，也有其局限性，但他的思想和同时期的大部分人相比，仍是十分超前的。

桓谭连精神可以独立存在都不相信，自然不相信所谓鬼神之说，他认为儒家“以仁义正道为本，非有奇怪虚诞之事”，子贡也曾说过“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尽管没有直接否定鬼神的存在，但他的态度也是敬而远之，圣人尚且如此，后世的俗儒们又怎么可能通天道呢？不过是“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罢了。

桓谭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纸《抑谶重赏疏》，直言不讳的劝谏光武帝不要迷信谶记，更不要相信所谓预言。在桓谭看来，预言“虽有时合”，也不过是和占卜一样，偶然相同罢了，本身没有任何依据。

桓谭的思想如果说给其他皇帝听可能还不见得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但他说给光武帝刘秀，确实是“自寻死路”。光武帝刘秀被后世人戏称为“位面之子”，就是因为他的成功充满了类似于上天恩赐的幸运，他和敌人打仗时，天上降落陨石帮他，山林里的野兽助他。所以刘秀做皇帝以后，非常崇信谶记这一套，每逢大事都要靠谶记来做决定。除此以外，谶记也是光武帝笼络人心的工具，他利用谶记来体现自己天子的身份，巩固统治。

所以不论光武帝是真信还是假信，桓谭的一番话都是触碰到了皇帝的逆鳞。光武帝斥责桓谭“非圣无法”，盛怒之下命令将他处死。后来有人求情，光武帝饶了桓谭一命，但还是将他流放。桓谭这个时候已经是七十余岁的高龄，判他流放，和处死也没有什么区别了。最终，桓谭，这位睿智的哲学家、经学家、天文学家、琴学家，凄惨的死在了流放的途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不过，人的身体或许可以毁灭，但思想可以长存，桓谭为后人所留下的思想结晶，体现着古人高超的智慧，也是后世珍贵的财富。

参考资料：

《新论》

《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