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皇帝即位时，可谓内忧外患，但对于大清国来说，首当其冲还是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帝原本指望八旗和绿营迅速剿灭这支农民起义军，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太平军非但不能剿灭反而愈演愈烈，危及统治。迫于无奈之下，咸丰帝破罐子破摔，下令各省组织团练。

在谕旨中，咸丰帝再三强调：“着各该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拿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五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胥吏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

显然，咸丰帝定了调子：团练不是正规军。咸丰初年，各省的团练队伍大概有92支，各省均有数支团练，这其中就包括了湘军。然而，在众多的团练队伍中，湘军注定是不平凡的，它后来成了对抗太平军的主力，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只有曾国藩的湘军成功了？这背后就蕴含了曾国藩的大智慧。

朝廷对团练是定有原则的，曾国藩深知其意，但他和其他团练大臣有所不同，他希望自己拉起的这支队伍被朝廷承认。于是，他上了一道奏折，提出了自己的练兵计划，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济，不求速效。诚能实力操练，于土匪足资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无裨益。臣与抚臣熟商，意见相同。”

事实上，曾国藩一开始就不想办团练，他要办的是一支召之能战、战之能胜的正规军队。为了突破朝廷定下的规矩，曾国藩是费了一番心思的。

曾国藩有意将“团”和“练”分开，团练本是保甲法，但他却拆开二字，团是保甲之法，练是简兵请师。又说，乡村宜团，城厢宜练。为了减少朝廷的各种限制与阻力，他有意用了一个模糊的概念，突出湘军是大团。咸丰一看，大团无非就是人数多一点，随你去办。

得到北京的默许后，湘军在编制上人数就不受限制，只要有军饷，随便你招多少人。编制人数得到保证后，曾国藩又开始刷存在感，他突破了团练不许远行远调的限制，数次出省，哪里需要就支援哪里，于是在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这些地方，经常出现湘军的身影。慢慢地，曾国藩就提出了出省东征的理念，主动承担起平定太平天国的使命。咸丰帝自然是巴不得，好将这一副重担甩给曾国藩。

突破朝廷的限制固然重要，但关键还是要有个正当的名分。曾国藩在组建湘军的时候，压根就没把湘军看成是团练，无论对朝廷还是对同僚，他都声称自己是官军，更对湘军上下灌输官军的概念。这就让湘军将士认为，自己就是正规军，和八旗、绿营是平等的。

自己封自己是正规军显然是掩耳盗铃，关键还是要得到朝廷的认可。曾国藩为此采取了一个颇为有效的手段——早请示，晚汇报。

曾国藩每次有行动，都会向朝廷报告，将敌情、自己的部署、派遣的将领等说得清清楚楚，他并不是要征求朝廷的意见或得到批准，而是告诉朝廷自己的打算，而且报告到了北京后，往往战事已经结束。打完一仗后，他又要向朝廷报告战绩。

如此地勤报告，在众多团练大臣中，只有曾国藩一人做到了，尤其是湘军组建初期，他还要拉着地方的总督、巡抚一起署名。原本朝廷对团练也不抱多大的希望，可看到曾国藩如此一丝不苟，不由得不开始重视起来，关注着湘军的一举一动，无形中，曾国藩好湘军的地位就高了起来。

咸丰帝看到曾国藩办事认真，忠心可嘉，而且还时有战功。于是，曾国藩办起事来就要顺利得多，不管是筹饷还是招募，朝廷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大原则不违背就行。相比之下，其他各省的团练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湘军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壮大，可以说与曾国藩的策略是分不开的，他不等不靠，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逐渐为湘军争取了应有的地位与名分。等到打了胜仗，曾国藩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将士请功，这极大地鼓舞了湘军的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