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凖是否一度挽救了北宋王朝，避免北宋王朝面临的局势更加恶化，其功绩自然是无可辩驳的。不过令人感到惋惜的是这样一位劳苦功高的重臣，最后却落得个连下葬的棺材钱都不够的凄凉境地，官场之险恶看来可见一斑。

在辽兵南下攻宋，宋兵一溃即散的情况下，寇凖力排众议坚持要求宋真宗御驾亲征，这位新皇帝心存顾虑，左右动摇，一波三折以后终于同意了寇准的请求，北上澶州亲自督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帝亲自莅临战场极大鼓舞了士气。

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主战派得以启用，在寇凖的运作下，主和派的声音被短暂压制下去，但随着辽军在战场上节节失利，主和派的浪潮再度乘机涌来。本就不愿和辽军长久耗下去的宋真宗同意了辽军的和谈，也就有了后来的“澶渊之盟”。

这个盟约对于北宋王朝来说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是北宋王朝主动争取的结果，按照主和派最初的设想本是打算迁都南方，可以料想，如果彼时的宋朝南迁，那么宋朝面临的局势将更加难堪和艰难。最终因为寇凖力求主战的缘故，北宋王朝避免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至少相对来说没有丢失大量的领土。

而“澶渊之盟”则正是主战所争取来的结果，相信这是一个极大欢喜的结果，宋真宗急于息事宁人，而辽军也不愿继续在战场上耗下去，当时宋真宗迫切想要息事宁人的态度已经显现出这位新皇帝的慌乱，反而承托出寇凖的坚毅果敢。

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宋史》

“澶渊之盟”对宋朝来说虽然相对不平等，但是彼时的宋辽在条约中还是兄弟之国，宋朝每年也不过只需要向辽国上贡10万两辽币，20万匹绢布，最重要的是这个条约使得双方之间百年之内没有战争，对宋朝来说意义非常重大。

可以料想，倘若没有寇凖在其中运作，彼时的北宋面临恐怕就是另一番境地了，倘若宋朝仅仅传位到第三位皇帝就出现迁都避难的窘迫，恐怕也开创了历代汉人王朝的先例了。

“澶渊之盟”尽管使得北宋王朝获得了长久的和平，但是也成为寇凖倒台的引子。由于和主和派之间产生纠葛，人言可畏之处就表现在这里，这样一纸意义重大的合约却被主和派一针见血的解读为“城下之盟”，这无疑深深的刺激了宋真宗。

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宋史》

不可否认，“澶渊之盟”的性质就是城下之盟，宋真宗那可怜的自尊心被这番言论给刺激到了，不可谓讽刺和滑稽，足见宋朝君主的脑回路有多么清新，似乎迁都避难就不是奇耻大辱，看来问题不是出在“澶渊之盟”，而是不应该让万乘之国的君主蒙受任何一点屈辱，因为万乘之国的君主如果选择迁都，躲在大后方，也就不存在什么耻辱了。

就这样，寇凖日渐受到宋真宗的冷落。在王钦若和丁谓的排挤下，连宰相的官职都丢了，最后被发配到陕州当知州去了。朝政也就被这两人把持，不过丁谓资历尚还不够做宰相，于是他就想借力于寇凖，希望让寇凖替自己服务，以便增加自己的权威。

其结果当然是受到寇凖的拒绝，两人的关系也就再度破裂，当然他们之间本就不存在什么关系，只不过是间隙更深而已。宋真宗病重，寇凖上书请求让太子监国，并且解除丁谓等人的职务，难得清醒的宋真宗同意了这一请求。

但这一行动立马招来刘皇后和丁谓等人结成的政治联盟的打击，寇凖太子太傅的身份被罢免，与此同时宫中太监也准备发动政变，拥立皇太子赵祯（宋仁宗）即位。但在丁谓等人的打击下，政变失败，寇凖也被贬出京城。

而这一切，此时已经病重的宋真宗全然不知晓。

帝初不知也，他日，问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左右莫敢对。帝崩时亦信惟准与李迪可托，其见重如此——《宋史》

寇凖被贬到岭南之外的广东雷州，实质上等同于流放，在那里寇凖渡过了自己最后的人生，虽然不至于说贫苦无依，但也处境艰难，病中著有《病中诗》一首：

多病将经年，逢迎故不能。书惟看药录，客只待医僧。壮志销如雪，幽怀冷似冰。郡斋风雨后，无睡对青灯。

病逝以后，寇凖的妻子宋氏无力把寇准的棺椁送回家乡，只得向朝廷索要银两，但此时的朝政被刘太后等人把持，宋仁宗也就只能象征性的拨了一笔可怜的安葬费，这笔费用甚至不能支撑寇凖的棺椁送回家乡，最后只能寄葬在洛阳。

宋仁宗亲政后，才为寇凖平反，将他重新安葬，亲笔在他的碑首上手书“旌忠”两字，不过这已经是二十六年以后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