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内城接管明政权，四月二十九日称帝，第二天逃亡西安。前后算起来，李自成在北京城共待了42天。时间虽短，但大顺政权在北京还是建立了一套新的制度。

三月二十四日，大顺政权正式对明朝官制进行了改革。明内阁改为天佑殿，翰林院改为弘文院，六部改为六政府，文选司改为文谕院，六科给事中改为谏议，十三道御史改为直指史，太仆寺改为验马寺，尚宝寺改为尚玺寺。废除了詹事府，裁并太常寺、鸿胪寺，所管事务归礼政府。地方官巡抚改为节度使，布政司改为统会，兵备改为防御使，知府改为府尹，知州改为州牧，知县改为县令。

对明朝军事制度所作的改革为：五军府改为五军部，正总兵改为正总权，副总兵改为总制，守备改为守旅，把总改为总旗。限定太监的人数不超过千人。大顺政权在襄阳和西安已经两度组建政府，至此，国家机构更加完备化。这一制度比明朝时期精简，一时为农民利益服务，有个新的面貌。

这一天还公布了对原明朝官员的任命。仕明三品以上官员仅有个别人得到录用，如原兵部尚书侯恂授工政府尚书，原工部侍郎叶初春、礼部侍郎杨汝成、户部侍郎党崇雅均授原官。大顺政权把录用的重点放在四品以下的原明官员。

原翰林院、詹事府官员录用49人。主要有：庶子杨观光先授兵政府侍郎，很快升任礼政府尚书，检讨梁兆阳授兵政府侍郎，少詹事项煜授大理寺丞，谕德韩四维授弘文院修撰，庶吉士周钟授检讨；史可程等10人仍授原官；检讨傅鼎铨、庶吉士王自超、待诏高来凤，俱改授从事。还有一些翰、詹官员改授外任官。

原明科道官录用27人。六科给事中的授职大致情况是：刘昌为太常寺卿，高翔汉为都直指使，戴明悦、光时亨、申芝芳、朱徽、彭琯为谏议。十三道御史主要有：涂必泓、蔡鹏霄为直指史，卫桢固、裴希度改弘文院庶吉士。科道官也有一些外任的。

原六部官员共录用65人，其中著名的有：礼部郎中刘大巩授大理寺卿，吏部员外郎金炼色授谏议，户部主事张鸣骏授直指使。六部官员改外任的均以郎中或主事改授县令。

原明地方官员录用的有：顺天巡抚宋权授顺天节度使，豫楚总督任浚授四川防御使，山西布政使参议王则尧授顺天府尹，陕西监军道陈之龙授陕西节度使，河南驿使道吕弼周授淮安防御使，周寿明授扬州防御使等，计约十余人。

据《小腆纪年附考》的统计，约有200人被录用为大顺政权官员。而有的文献记载原明朝廷中史馆办事、京营卫幕杂流、各卫指挥、千百户、各衙门效劳听用，候缺官及举人、生员等俱投递职名，希望被录用。二十三日一天，于午门外听用者即多达4000余人，大约被大顺政权录用的只有其中一小部分。

那些没有得到官职的原明官员四处活动，希望自己在新朝能捞到一官半职。他们走吏政府尚书宋企郊的门路，也有不少人到牛金星、宋献策那里钻营。北京城里的原明官员，为了能挤进大顺政权，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算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些进士出身，平日里标榜气节的人，并非一定要从一而终，他们力求寻找各种理由为其行为辩护。吏部官员王孙蕙在大顺军入城时告诉家人不必害怕，“吾自有定心丸在此”，他命家人取来竹竿，拴上黄布，写上“大顺永昌皇帝万万岁”九个大字，悬挂门前。

少詹事项煜则理直气壮地说：“大丈夫名节既不全，当立盖世功名，如管仲、魏征可也”。兵科给事中龚鼎孽，新娶秦淮名妓顾媚为妾，每见人则称：“我愿为明朝殉死，奈何小妾不肯！”

不过，原明官员们费尽心机的钻营并未取得好的效果，吏政府尚书宋企郊明确告诉他们：大顺政权不是明朝的延续，录用部分明朝官员乃是稳定北京城的社会秩序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而已，如果你们想托庇新政权继续作威作福，那就大错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