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乍一看两人貌似没有多大可比性。前者是开创盛世、功业煌煌的千古一帝，后者则是国破家亡的亡国之君；李世民处在唐朝的上升期，崇祯处在明朝的衰亡期，两者所处的时空幻境也大有区别。实际上，李世民所处的时代还是唐朝起步阶段，百战之余江山残破，国境周边强敌环绕，西北有吐谷浑、北方有薛延陀、铁勒族等，哪个都是地方千里、士马精强的强邻，唐朝的边防形势一度很不乐观。

但李世民却成功地化解了一场又一场危机，最终让新生的唐朝站稳了脚跟。其中，武德九年的“渭水之盟”，是一个最能体现李世民才能的事件。当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建成，最终成功当上了大唐帝国皇帝。但玄武门之变余波未了，李唐皇族骨肉相残，大动干戈，让朝野民间时局动荡。太子建成的残余势力还未肃清，遥远的北方又传来了让整个唐朝为之震动的消息。突厥部族颉利可汗，率领大军大举南下攻击唐朝，兵锋直指长安。

在隋末唐初的天下大势中，北方的颉利可汗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颉利可汗骁勇善战，善于用兵，麾下拥众十余万，还都是清一色的精锐骑兵，来去如风战力强悍，对于当时中原所有的军阀而言，颉利可汗都是一个死神一般无法抗衡的强敌。无论是威震河东的刘武周，还是称雄河北的窦建德，抑或是不可一世的西秦霸王薛举，都对颉利可汗畏之如虎，不但不敢与之为敌，反而千方百计与之交好。

就连唐高祖李渊，也对颉利可汗十分忌惮。他先后主动派遣刘文静、宇文歆等重臣，携带重礼出使颉利可汗，与之结盟，竭力避免与颉利可汗交恶。但颉利可汗胃口越来越大，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想倚仗手中雄兵与唐朝争夺天下，所以才会趁着玄武门之变的良机，出兵攻打唐朝。当时唐朝大军分驻各地，长安守备空虚，况且李世民把大军召集过来，也没有几分把握能打赢颉利可汗。新生的唐朝面临灭顶之灾。

然而如此险恶的局面，却被李世民轻松化解。《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对大臣们说了一个成语：“将欲取之，必姑与之”。这个成语最早来源于《老子》，原文是“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先付出一定代价麻痹对方，再瞅准时机给予其致命一击。李世民深知此时凭唐朝国力不足以与颉利可汗抗衡，于是主动放低姿态，请求与对方讲和。双方在渭水便桥订立盟约，唐朝“倾府库赂以求和”，几乎把府库倾囊以授，换来了颉利可汗退兵。李世民用这个成语挽救了唐朝，赢得了宝贵的发展时间。仅仅四年之后，养精蓄锐的唐朝兵强马壮，与颉利可汗决一死战，在恶阳岭大获全胜，活捉了颉利可汗。

相比之下，崇祯皇帝在面对危机时，明显不如李世民。他本来也可利用这个成语保住江山，但他却不屑一顾，最终丢了天下。明朝末年，崇祯面临的最大困局，就是关外皇太极和关内李自成的内外夹攻，让崇祯左支右绌，顾此失彼，整天拆了东墙补西墙，结果哪一头也打不好。关外的清军进攻，吸引了明朝绝大部分的精锐部队，使得关内李自成等义军队伍始终不能被彻底剿灭。

而清朝由于疆域有限，人口少底子薄，在与明朝持续十余年的拉锯战中，也已经民穷财尽，损失惨重，因此皇太极先后多次主动要求与明朝讲和，让崇祯出一笔银子，相当于宋朝的岁币，每年付给清朝，换来双方停战。对明朝而言，在当时形势下，这是唯一的破局之策。采用“将欲取之，必姑予之”这个成语，先出一笔银子稳住清朝，然后崇祯就可以集中兵力，把关外的精锐调入中原，全力剿灭李自成，先平定内患，然后就能腾出手全力对抗清朝。明朝末年的局面才有翻盘的机会。

然而崇祯却不懂得灵活权变之策，不顾实际情况，对“将欲取之，必姑予之”不屑一顾，死命维护天朝上国的面子，对清朝的议和要求要么直接否决，要么犹豫不定，最终错失良机，铸成大错，丢了江山。

参考史料：《资治通鉴》、《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