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亲政以后，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三征噶尔丹，文治武功可谓彪炳后世。因而他在位的中后期，被称之为“康熙盛世”。古代封建王朝，常有盛世景象，文景之治与民休息，贞观之治路不拾遗，那么康熙盛世百姓的生活又是如何呢？是否超越了前朝呢？

“康熙盛世”主要是指康熙二十年（1681）平定三藩以后，到康熙六十一年的这41年间，持续时间较长。它的基本情形和基本特点，大致可以用14个字来概括：邦强国富、君富官富、小民勉可安生。

康熙帝中期以后，两下雅克萨，三征噶尔丹，驱逐策零敦多布，安定西藏，漠北、漠西、青海蒙古归顺，军威无敌，疆域辽阔，国库充盈，经济发展，文化发达，清官辈出，出现了几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好局面。

康熙帝本人的内库（皇帝的小金库），也是财源滚滚，节省银、盈余银、皇庄赋银，大量涌入内库，以致内帑如山，成为全国最大的富翁。文武大臣，多系“从穷苦中来，今已富贵”。各省的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产盐区的盐政等，都有皇帝点头认可，可以归为己有的“应得之银”——规礼银。

据统计，康熙中期以后，各省督抚、盐政的规礼银，每年至少有几万两，甚至是一二十万两，藩、臬、道、府的规礼银也是数以万两计。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根本不需要贪污，有了这笔“应得之银”就可富贵了。

皇帝和文武大臣都成了富翁，那么寻常百姓之家又如何呢？总体而言，百姓的日子还算过得去，还可以像康熙帝所说的那样“安生”。虽然当时的官府有着这样那样的弊端，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但同时朝廷还有免赋赈灾、兴修河工以及清官辈出的德政，这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很大的，成绩显著。至于百姓“安生”，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丁征收留有余地，还未到竭泽而渔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晚期，全国征赋的民田有700万顷，而到了300多年后的康熙朝，也仅有690万顷。如果打开康熙年间的皇舆全图便可发现，这个时候的大清朝比大明朝疆域更为辽阔，多出了吉林、黑龙江、新疆的哈密以内、山西、河北的口外蒙古地区。

如果以实际耕地面积来算的话，显然是比洪武时期多了很多，但户部黄册上的征赋民田却少了。也就是说，此时有相当数量的民田没有征赋。人丁的丁银，也大致类似。如康熙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康熙帝谕大学士九卿：“朕览各省督抚奏编人丁数目，并未将加增之数尽行开报。朕凡巡幸地方所至，询问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

对于这种形象朝廷按理应该予以纠正，按实际人丁数交纳钱粮。可康熙帝在明知男丁普遍隐瞒不报的情况下，还于康熙五十一年下达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谕旨。

第二，关税、盐课、杂税，有增加，但也留有余地。康熙中期以后，关税相比以往大大增加，岁入已达200万两，关税的增加无疑也会增加民众的负担，但比起乾隆时期的800万两，显然又不太重。盐课也是这样，翻了一番，岁入300多万两，乾隆时期则多达700多万两。

第三，康熙帝虽曾多次谕称，可收火耗，“又闻各省火耗，俱是加一”，“加一火耗尚可宽容”，征收耗银这一弊端得到康熙帝的认可，而盛行于全国。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大多数省府州县的耗银都在“加一”以下，再则督、抚、司、道拥有合法的规礼银，可以养家致富，支付必要的开支，多数官员尚不贪婪，因而耗外有耗、另加盘剥的恶习尚不普遍。在这样的条件下，加在普通百姓身上的负担，如果以每亩计，只多征5毫银，即铜钱半文，这个负担完全可以接受。

康熙盛世期间，德政与弊政并存，德政的作用较大，弊政之恶劣还未到杀鸡取卵、丧心病狂的程度，两相比较，前者仍占上风。因此小民多数尚能安生。实际上，在封建时代，如果百姓家家有地种，有饭吃，大致也就是个盛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