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末期的“九公封建”，其实是垂死挣扎的表现
金南迁以后，北方各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结寨自保的政治势力。河东、河北等地，由于蒙古大军进攻时首当其冲，所以这一地区的割据者多以拥金抗蒙为号召，并被金朝统治者授以“义军”的名义，其首领还多因功被金朝赐姓完颜氏。完颜霆就是这些“义军”首领中的一个，他原姓李，系中都宝坻(今属天津)人乡间富户。贞祐初，霆受拥戴为“四乡部头”,于是“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后来，金朝以他充当义军都统。完颜仲元亦是义军著名首领，本姓郭。“有户部令史郭忠者，蔚州人，率山后军民击鞑靼逐之，金人后名其军为花帽军。”“郭忠”者当即郭仲元。这支军队颇有战斗力。
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攻克金中都以后，花帽军曾与蒙古军发生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外，“花帽军”还曾被金朝利用来镇压山东的农民起义。郭阿里“俗号郭三相公，其军号黄鹤袖”。这是一支典型的土匪武装，他们在鱼台(今属山东)“桀骜不法，掠平民、劫商旅，道路不通”。金利用他们击败了郝定领导的红袄军，郭阿里因功赐姓，改称完颜阿邻。这些“义军”充满了不稳定因素。首先因为其成员都是农民，他们并不愿意为他人卖命。一旦有可能，他们就要“散归田亩，趋时力作”,如果首领们坚持要强行征调，则可能激成事变。
其次，义军首领对金政权也并非忠贞不贰，他们“一时权为队长，亦有先尝叛亡者，非若素宦于朝，知礼义、识名分之人也”。他们往往依违于蒙、金之间，佣金还是降蒙，完全是根据利害得失来决定，并无道义可言。此外，不同义军集团之间还相互攻击，火并事件时有发生，而且金朝统治者有时也正好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其互相削弱，以便于控制。中都失守后，在河北义军中，以曾被金封为中都留守兼经略使的苗道润所领导的一支最为强大。道润先是与河北东路兵马都总管移剌铁哥不和，后又与贾仝、贾瑀两支义军互相攻击。行元帅府事完颜寓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兴定二年(1218年),贾瑀设计杀道润。同年九月，太原失守，河东、河北基本上已非金有义军的分裂则更为严重。此时，木华黎出任蒙古军进攻中原的统帅已稍改原来专肆杀掠的方针，而下大力气招徕割据头目，并注意占领城邑，安抚百姓。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苗道润行经略使事的张柔，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仍统原来的部众，为蒙古统治者攻下雄、易、安、保诸州，屡败金将武仙。苗道润死后，其未降蒙古的旧部暂归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其势力范围大致在易州(今河北易县)以西，自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县)以东，则成了张甫的势力范围。在分裂割据已成事实河北已非金有的情况下，朝廷上有人建议不如假割据者以位号，送一顺水人情。
“汾晋陷没，公建言河东郡县业已为敌有，诚能就所存官属，选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张开之等，略依古制封建之，使自为战守计，亦国家御敌之大计也。是后益封九公，盖自公发之”移刺道之子右宣徽使光祖也持此种意见.“兴定二年十一月，诏集百官议所以为长久之利者，光祖等三人议曰：募土人假以方面权任，俾人自劝，各保一方。由是公府封建之论兴焉”。金宣宗接受这些人的建议，共分封九人为公，此即“九公封建”。
其分封的具体情况是：兴定四年(1220年)二月，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刺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九公皆兼宣抚使，总帅本路兵马，有权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因其兵假以便宜从事，沿河诸城置行枢密院、元帅府大者有便宜之号，小者有从宜之名。”尽管如此，当蒙古大军加强攻击时，他们当中的武仙、胡天作等还是以投降自保。武仙受封当年即“归顺于大元，副史天倪治真定”。正大二年(125年),他又杀了史天倪，复叛蒙古归金。胡天作也是这样的反复之人。赵秉文说宣宗“封九公以蕃河朔，则志在复中原矣”,其纯粹为溢美之辞，与事实真可谓毫不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