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23日，浙江余姚县桥头镇的一户普通人家的房舍外，主家余学文焦急地来回踱步，屋内传来紧张而又急促的声音。

“拿开水来，快！”，“把毛巾打湿拧干！”，满头大汗的接生婆对着屋内身旁的人急急的招呼道。屋里的人手忙脚乱地忙活了大半天，终于听到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声，余学文提到胸口的嗓子眼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他急忙冲进屋子里抱起刚刚出世的男婴，一脸慈父的笑容飘满了整个房间。父亲余学文给儿子取名余秋雨，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儿子能像“秋风化雨”般滋润人间、造福社会。

转眼间，小余秋雨已经11岁了，在此之前，他经常以每写100个“蝇头小楷”为功课，向先生借去阅读的图书，可以说，在那段时间，小余秋雨已经是闻名周围村落的“神童”了。

此后为了追求对知识的渴望，他花了六年时间，先后辗转于上海新会中学、晋元中学和培进中学至高中毕业。

1963年，通过自身不懈地努力，他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对于他来说，能够从事文学道路，是他一直以来求之不得的梦想。然而，现实往往与理想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余秋雨考入大学刚刚跨入校园门口不久，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活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他只得随大潮到偏远的山区农场从事体力繁重的劳动，谁也没想到，这一劳动就是整整三年的时光。

农村实践活动刚刚结束，余秋雨准备立马返回母校继续研读文学创作，可正当他美滋滋憧憬着未来的曙光时，一场席卷全国的十年浩劫----“文革”再次袭来，而这次，余秋雨不光没能读完大学，甚至家庭遭遇了生离死别的重大变故。

1966年，父亲余学文先生被“造反派”恶意攻击“言论错误”，并以此为由强行抓起来关押了长达整整10年。接着叔叔余志士先生又被“造反派”暴徒迫害致死。余家彻底陷入了家破人亡，失去了一切经济来源的余秋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相继离他而去。

更为不幸的是，作为“走资派”的家属，余秋雨也被牵连进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于是，在1968年，他又被下放到了军垦农场“劳改”，从事着极其繁重、辛苦的农业劳动。

这一干，又是三年。人生大好年华的时候，余秋雨却在不断“刨地球”，一刨就是前后整整六年，可以说，此时的余秋雨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老农民”了。

然而，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上帝也总是垂青那些为了理想不言放弃的人们。1971年，“九一三事变”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尽快编写教材、重新复课。作为有着深厚文化沉淀的余秋雨，很快被抽调到了复旦大学鲁迅教材编写组从事教材的编纂工作。

当时的文革远未结束，政治氛围非常诡异阴森，余秋雨编纂教材自然得听从相关部门的“指示”。然而，对于崇尚思想自由、文化独立的余秋雨来说，这不是他追求的目标和初衷。

因此，他冒着巨大的风险偷偷潜入上海戏剧学院和复旦大学编纂《世界戏剧学》，并以此与当时“风靡”全国的“革命样板戏”作斗争。

不久以后，余秋雨很快尝到了追求思想独立自由而付出的代价了。1976年，他编写的教材被判定为“右倾翻案”，余秋雨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去“劳教”，但他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急忙收拾行李逃到浙江省奉化县大桥镇半山一座封闭的老藏书楼研读中国古代文献，直至当年10月“文革”结束，他才结束“闭关修炼”的生活返回上海。

1977年以后，国家开始重视文学艺术的发展和创作，余秋雨相继出版了《世界戏剧学》、《中国戏剧史》、《观众心理学》、《艺术创造学》、《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Aesthetics of PrimitiveTheatre》等一系列学术著作，先后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

顿时，余秋雨声名鹊起，成为学术领域内一匹引领时代奔跑的“黑马”。由于余秋雨在学术大潮中的出类拔萃，1985年2月，他被学术老前辈王元化、蒋孔阳、伍蠡甫等资深教授联名推荐，在没有担任过副教授的情况下直接晋升为正教授。可以说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开了破天荒的，当时的他年仅38岁，他也是全国最为年轻的学术权威教授。

而取得这种惊世骇俗的成绩，则来源于他从1971年到1985年花了整整14年的深厚积累，在这14年“闭关修炼”的时间里，他笔耕不辍，潜心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史，一举打破文学艺术的藩篱，创造了一个年轻人无法创造的神话，更是完成了一个年轻人从农民到教授的惊天逆袭。

由于名气来得太快，次年，余秋雨先后担任了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一年后，又被文化部教育司表彰为“最有现代管理能力的四名院长”，与此同时，他又出任上海市咨询策划顾问、上海市写作学会会长、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等等一系列职务和荣誉头衔。

由于余秋雨的突出贡献，1989年至1991年期间，上级组织部门打算让他跻身为省部级高官的序列，但却被淡泊名利的余秋雨婉言拒绝。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余秋雨放着高官不做，反而先后23次提出辞去一切职务的申请。经过长达两年的辞职“拉锯战”，余秋雨终于如愿以偿辞去了一切高官职务。

辞职后的他，立即收拾行囊策马逍遥地孤身一人赶赴大西北，系统考察中国文化的全部重要遗址。当时确定的考察主题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在考察沿途所写的“文化大散文”《文化苦旅》、《山河之书》等快速风靡全球华文读书界，被称为“印刷量最大的现代华文文学书籍”。他也由此成为在国际间最具影响力的华文作家之一。

此后他再度不辞辛劳辗转世界各地，考察了重要的历史遗址，并写出了《行者无疆》、《千年一叹》和《中国文脉》等名著。

对于长期困扰人们的哪部作品是中国“文脉之始”？孔孟老庄的文学成就如何排定？为何《史记》的文学等级高于汉赋？曹操是一流的诗人吗？陶渊明为何去世很久才开始流行？为什么“四大名著”的说法不公平等问题《中国文脉》有着清晰明确的回答。

而《行者无疆》、《千年一叹》和《文化苦旅》以散文随笔为载体，记述了历史长河里王朝变迁深层次的反思和解答。

这四本书畅销长达二十多年，甚至其中数篇散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作为教材蓝本，是中考、高考的重要参考考点。

人民日报、教育部将这四本书推荐为九年级阅读书目；可以说是大师写给当代读者的人文精神启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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