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虞颂元，男，1923年生，上药集团离休干部

我是浙江慈溪人，年少时来到上海求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正在震旦大学化工系读书，因为经济上的困难，只得中途退学。1942年，我进入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在制造部（相当于原料合成车间）当练习生，其实就是最底层的工人。

那时候，我们每天要接触各种易燃易爆炸的化学品，没有保护设备，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厂方实行侮辱人格的抄身制，出门都要搜查，还规定男女工人不能在厂里交谈。每月工资只够买30斤大米，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连填饱肚子都成问题。

虞颂元在中国生物化学制药厂时的工资单。当时通货膨胀严重，26000元月薪只够买30斤大米。

从学校到工厂，我对社会了解很少，又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心中很是苦闷，感到前途迷茫，当然不愿就此下去，但出路何在呢？

转折发生在1943年底。我听说上海药剂生联谊会创办了一所药学补习学校，这刚好能满足我多学些专业知识、改善目前处境的迫切愿望，于是我在1944年2月考进药学补习学校，成为二年级插班生，同年7月毕业，是第四届毕业生。

药学补习学校学生们自发出版的刊物

当时我还不知道，药学补习学校是在上海新药业地下党领导下创办起来的。学校里的同学中有不少党员和积极分子，当然更多的是我这种青年职工。我们以前除了接触本单位同事外，很少有机会接触社会，也没有条件与同行往来。药学补习学校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学校虽然是业余的，但治学严谨、管理正规。为我们授课的老师们不但专业水平高，还热心教学，一心培养新药业青年职工成为有用之才，推动医药事业发展。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每天晚上下课后同学们都结伴回家，边走边谈，谈生活上的困难，谈工作中不称心的事，也谈个人前途，谈国家命运。在这些谈话中，我得到了很多启发和帮助，开始摆脱个人的小圈子，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对社会上许多不合理现象有了更深的认识，逐渐产生了对革命的向往。可以说，在药学补习学校，革命的种子开始发芽。有的同学毕业后就去根据地加入新四军，有的成为本单位的职工运动骨干和积极分子，走上革命道路。

1944年夏天毕业后，我感到怅然若失。这时，我在药学补习学校的同学介绍我到药剂生联谊会图书馆去工作，在那里我认识了钱乃正、程功章、赵天佑等地下党员同志。我定期到图书馆值班，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包括鲁迅、巴金、邹韬奋、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这些书籍对我教育很深。我还读了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赵天佑同志也不断帮助我提高觉悟。1946年初，我写下入党志愿书，加入了新药业地下党支部。

年轻时的虞颂元

此后，我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在青年中起带头作用；参与文体活动，吸引青年到集体中来；组织图书馆活动，鼓励行业青年多汲取精神食粮，适时传播进步革命思想，在广泛交友中发现进步青年，发展先进骨干。

很快就到了上海解放前夕。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密切配合解放军，组织开展宣传活动。1949年5月25日，我们来到南京路进行大规模的宣传。还记得我们就在新新公司门口宣传党的政策，传递党的声音，呼吁大家坚守岗位，共同迎接上海解放。我们还把党的政策油印成传单，沿途发送，吸引了很多人。

在新新公司门口宣传党的政策

5月27日，上海全境解放。其实早就前两天，很多地方已经解放了，路上有很多解放军，没解放的区域还封着路。到了27号早上，我们起来一看，所有的路都通了。我赶紧去找其他同志，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

1949年年底，按党组织通知，凡没有进行过入党宣誓的同志，参加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的集体入党宣誓，我就是那时进行的入党宣誓。曾经不敢大声说出的誓言，穿透了漫长的黑夜，与无数在黑暗中携手前进的同志一同喊出，打破了恐怖与枷锁，不再蛰伏与静默，厚积薄发，惊天动地。

（本文为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上海市委老干部局合作推出“上海解放口述史”栏目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