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下午，《历史的游荡者》李硕新书分享会在万圣书园·优盛阅读空间举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和历史学者李硕三位嘉宾亲临会场，话题不断，妙语频出，与在场的读者和媒体朋友们，济济一堂，共同感受了信息量爆棚的时刻。

李硕去年突发疾病，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一年多来，他与公众暌违良久。开场之后，李硕先就大家对他身体的牵挂做了回应，表示手术很成功，虽然无法根治，复发率很高，但现在很轻松，是一种彻底解放的状态，并且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之后，他也一再表示，正如《历史的游荡者》后记所说：作为学者的李硕已经死了，影视人万玛扎西·李硕刚刚转世重生。

渴望与国际学术界对话，但书写“李硕中国史”的宏愿不再有了

继历史非虚构写作《翦商》之后，李硕在病床上整理了他20多年来散落各处、大多未经发表的学术文章，汇集成《历史的游荡者》。当问起他事后回看这本书有什么感触时，他特别提及了中美学术界的对话。在他看来，全书的12个部分，跨度相当大，但几乎每部分都有相对照的美国同行们的研究现状。对于美国汉学界，他反对两个极端，既不全盘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而是要努力构建自己的判断力和视野，他说：“如果我们学界在一些问题的交汇点上，能看出哪些新东西和彼此的高下，这可能是一个观察点。”

刘苏里老师分享了自己与李硕交往的点滴，特别回忆了去年与太太一起到成都看望李硕时的场景。他道出李硕原有书写中国通史的宏愿，并且前后出版的《南北战争三百年》《孔子大历史》《楼船铁马刘寄奴》乃至《翦商》，都是“李硕中国史”的一部分。而回到《历史的游荡者》，他说：“他（李硕）大篇幅写的中国法制史刑案的部分，学科上的法制史，实际上是研究中国人怎么在法律意义上处理事情的，民间纠纷和官府规则之间是怎么博弈的。在这本书当中，大家还看到关于《红楼梦》的研究，那是更早的，是不是会以什么为中心写一个中国世情小史或演变史。总之，这本书能够看到他想写中国通史的影子。”同时，刘苏里老师也表示，李硕“转世”成为影视人，不再继续写中国通史，是为巨大的遗憾。实际上，他还是更希望看到李硕能够坚持做完自己未竟的事业，哪怕通史就写到唐。“为什么断然地就让学者李硕死了？至少对我本人来讲是非常重大的打击，因为我想读完整的写到唐的中国史。”刘苏里老师说。而李硕也表示，“这辈子不会再写学术体例的论文或是著作，哪怕非虚构体例的也没有排在近期的日程里面”。

“学者李硕”是如何炼成的，既要“打通文史哲”也要不断地“行走”

许宏老师坦率地承认这本书的内容不好读，但12篇导读却最让他动容，他说：“别看它散，但里边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的东西，对于我们了解作者本人，也即李硕是怎么炼成的大有裨益。别看他（在书里）一会儿偷情与法律问题，一会儿又从性取向上探究国外历史研究者，还有研究骗子和集团诈骗。尽管视角不同，但是你知道写《翦商》的那个李硕原来背后是这样丰满的带着批判性思维，他走过了这样的路。”谈到李硕老师在荒野发现“大煎都烽燧”时，许宏老师说：“李硕的难得之处在于，遥感考古，尤其是对现在卫星影像的解读，其实他最早是在这方面看到这一个城的。好多边塞地区，或者无人区，或军事禁区是不好进的，李硕是从这个地方了解到这个城。这个城当时还没进入考古队的视野，但李硕还真就是个专业人，要说历史文献学远一点，但是中间还有历史地理学，然后到考古，他居然还有这样的考古发现。”

李硕在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书写汉学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行旅，以及二战之后美国学术界的种种偏颇。在李硕看来，拉铁摩尔之所以成为一代大师，很多方面都在于他能够脚踏实地地去亲身经历，用这种第一手的史料和观察方式去研究，而不像很多学院派那样，做书斋里的学问。由此，李硕也表达了对于当今学科碎片化的担忧，在他看来，现在的学科撕裂特别厉害，很多人别管打得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人类学的名义，往往只关注一个很窄的领域。他说：“道术已为天下裂，学术本身不会教给你一个相对全面的常识体系或是人群综合认知。”

对此，许宏老师也有同感。作为考古学专家，许宏老师同样对博与专有着切身的反思，他说：“本人把自己定位为从田野考古学者转身为沙发考古学者，因为被一线学者有点看不上的沙发考古学者才是能够关注整体史，能够具有贯通性。一开始大家都是研究盆盆罐罐这些东西，在那些细小琐碎的东西之后，考古人作为学者的贯通感又被唤起，我觉得应该打通这些，而不能仅仅成为一个所谓发掘匠。”

在刘苏里老师看来，在现代学科体系化的市场状况下，能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人并不多，而李硕的视野是宏大的，他走过的路也更加复杂多样，伴随着他的学术视野和思考广度，“我们也许能够找到李硕研究的起点，但是我们看不到他的终点。虽然学者李硕死了，但我还是不相信这个终点已经到了”。

未来的计划是影视，“甚至做虚构的小说和剧本创作”

李硕透露，这次来京的目的是想宣传自己的电影，为之后影视业的发展寻找平台和助力。之所以有这样的转轨，一方面这是他多年来的夙愿，再一个就是，毕竟经历过了生死，把一切都看淡了，只想做点自己真正喜欢的、好玩的事，“活一天赚一天”。而在他看来，做虚构的小说和剧本创作，这些跟之前的非虚构写作其实也并不矛盾，甚至是一体的，所不同的在于非虚构写作有其边界，比如一定会涉及伦理问题，“你不能把你朋友的私生活写出来，他可能做生意赔本了，他可能离婚了……我们用自己真名字的时候容易说假话，当我们带一个假名字的时候就可以说真话了，我带着这个想法写所谓非虚构的小说，其实那都是真有张三、李四有名有姓的人，但只有用假名字才能写得更真实，在这个维度上我还是延续我原来写东西的方式继续探索和表达”。

在李硕看来，某种意义上，转行影视业可以让他施展的空间更广了，虚构的小说和剧本可以展示一个更大的、更少顾忌的也同时更真实而精彩的世界。为什么不再写非虚构的历史了？李硕再次表明自己的考虑：“第一是感觉再写历史作品，特别是学术体例的，还是非虚构，都很难超越我以前了，就是超越自己都困难。另外一个原因，我在书中提到过一点，我其实这十几年来一直知道有一些更好玩的世界，但之前没有时间去转轨，彻底把自己生命转过去。”而常年游荡在安多地区的他，被当地人的思维和生活表达所吸引，“我想用影视的方式跟我朋友一起，甭管是拍一分钟的短视频，或者是一个半小时的长片，我们想表达这些东西”。

借着住在华西医院附近的契机，李硕感受到了成都藏族人最密集的街区，就连他以前在高原上结识的很多朋友，也因为种种原因移居到成都来了，这就给了他很大的兴奋点。“我们现在选择的表达方式是做影视剧，我后记（《历史的游荡者》）也写了，我们对藏式生活的一种诠释，它就是能够包容一切、反思一切的东西。……我们做纪录片，做法就是没有任何人为去删减，或者建构它，我们呈现的世界不全是纯苦的，也不全是纯乐的，就是高度复合的，这就是我们想表达尽量真实完整的世界。”据刘苏里老师透露，李硕去年底还拍过一个小片子《花开花落》，投资1.5万，回报是22万。

生性豁达，心态比较皮实，李硕说自己甭管什么打击都能受得住。“我以前出去玩，如果去的是大家都不太敢去的地方，我会提前留一个遗书，我就觉得如果大家都不敢去，我就要去看看，即使遇到什么特殊问题，人死了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