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侠文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和混乱的时期。原本隐形的不稳定因素—侠，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也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加而重新活跃起来，并受到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变化的影响。侠文化自先秦时期形成以来，融入了儒、墨、道等学说的思想，在此后的发展过程中，侠文化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环境变化而出现变动。

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内容的极大丰富，加之当代的任侠风气和文人表达抱负的需要，以侠文化为主题的诗歌涌现出来。诗歌中侠的形象通过文学渲染的方式使其更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这种文体的转变也反映了当时从现实中的侠到精神上的侠的需求的转变。

自三国烽烟燃起，儒家的辉煌就已经开始消散，迎来了中国历史上自百家争鸣后的又一个文化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虽有着与战国时期相类似的分崩离析、封建割据，但所不同的是随着胡人入主中原，中原本土文化首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强大冲击，并呈现出从保守到开放的转变。尤其在佛学兴起后，儒释道的纠缠在一次次碰撞中融合又对立，侠也从两汉时期的销声匿迹，逐渐重回人们的视野。

三国时期，英雄迭出，无论是谋臣还是武将都有充分的机遇施展才华。其中，曹操唯才是举，又重权在握，“快天子以令诸侯”，致使天下英才争相以赴，麾下人才济济。然而，曹操帐中虽谋臣如雨，猛将如云，但鲜有高风亮节的侠士。典韦是其中为数不多令人景仰的豪侠之一，典韦的同乡刘氏与李永有仇，为给刘氏报仇，典韦驾着车，车上带着鸡和酒，假意等候，等门开了以后，将其妻妾杀死以后，典韦带上刀，才不慌不忙地离开。

为曹操效力后，数次杀敌有功。在与吕布的濮阳之战中，曹军夜袭濮阳，却遇到吕布造就布设好防备，幸好典韦拼死冲杀相救，曹操才得以突围保得一条性命。

曹植的《白马篇》是一篇文采与豪情兼备的佳作，诗中描述了一个性鲜明、视死如归的少年游侠形象。他所赞扬的顾全大局、为国捐躯的侠义精神，正是他的个人理想。曹植在诗中将慷慨赴义的情怀与游侠的形象联系起来，体现了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儒家思想与侠文化的融合，提升了侠的价值，扩充了侠的外延。

曹魏时期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大繁荣时期，出现了以建安文学为代表的文学观念的转变和文学价值的独立。时值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文人士大夫大都亲身经历过战乱，他们常常同情底层劳苦大众的悲惨际遇，同时又积极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因此侠拯救百姓家国的主题十分契合当时文人的心态，也将侠的形象上升至心怀天下，为国捐躯的新高度。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解放天性的时代，第一次出名士，第二次出怪人。第一次就是魏晋时期，在这一时期所出现的超然脱俗的名士风度，又称为魏晋风骨。这是在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所形成的一种由士阶级兴起的审美潮流，逐渐蔓延开来影响到整个社会。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竹林七贤”莫属。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才华横溢，但他们既不愿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接受司马氏的示好，又担心公开拒绝会遭到残暴的司马集团的血腥杀戮。于是，七贤被迫采取消极态度，假装不问世事，终日纵酒狂饮，放浪形骸，以此排解烦恼，以间接的表达他们宁愿隐居山林，不愿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

篡权夺位而来的政权始终难以服众。西晋经过短暂的统一后，很快又进入东晋十六国的分裂状态。中国北方陷入分裂混战，大量少数民族南迁中原，世族为了统一不得不率军北伐。祖邀就是其中北伐的代表人物。

在晋朝，除了像嵇康、祖邀这样心怀大义的侠士之外，还有许多所谓的豪侠、游侠，其虽以侠之名，却趁社会动乱做抢劫盗窃之类的勾当。晋朝时期的糜烂腐化是自上而下的，当时的贵族生活乐趣在于近乎变态的享受，故有石崇和王恺斗富的现象，也产生了各种奇葩的纨绔子弟，整日无所事事，以行侠为由，实为攀比和消遣。

东晋末年，北方少数民族频频入侵，这一时期，大多有志之侠都投身军队，报效国家，他们虽然最终沦为权利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到了后期，文人士大夫通过赞颂他们的功绩表达了当时社会所追求的愿望，文人咏侠也成了一种潮流。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等许多诗中，都曾表现过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恰恰这一首才是诗人的真情流露。诗人赞赏侠者荆轲的万丈豪情，愿为国难而慷慨捐躯，同时也暗含对晋朝灭亡的痛惜。陶渊明一直忠于晋朝，在晋灭亡后宁愿隐居山林过贫苦的生活，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出任官员。

相比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更为频繁，经济文化变革更为剧烈。在这种特殊历史阶段的复杂背景下，很难有个人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拯救黎民苍生，但随着汉化和胡化两种风气的融合，尚武任侠之风愈加受追捧，这一现象在南北朝的史料和诗歌中都能够清晰寻迹。

《宋书》记载‘龙符，怀玉弟也。骁果有胆气，干力绝人。少好游侠，结客于闾里。早为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龙符为建武参军。江乘、罗落、覆舟三战，并有功。”

这些史料中记载的人物，都被冠以侠以评判其人物的品性，足以说明在当时社会侠风尚武之盛，而这些人能够千古流传，和其侠性也有重要关系。

南北朝时期文化的繁荣之下有大量的诗歌传世，其内容也是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社会的尚武之风也使得诗歌成为侠文化传承的载体。南朝士人普遍重文轻武，文人慕侠咏侠却只是抒情咏志，诗风多华丽轻艳。与南朝的诗歌相比，北朝的诗歌有更多关于尚武和战争的描写，反映了北朝人民豪迈尚武的特性，诗风也是大气磅礴，粗犷豪放。这种风格在后来也随着南北文化的交融而逐渐蔓延。

北朝的《乐府诗集》中有很多关于民族尚武，以及战争残酷和爱国英雄的诗篇。其中《折杨柳歌辞其五》：“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畔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通过描写健儿纵马奔腾于原野之上的场景，将少数民族刚猛勇武的性格生动的展现出来，使人如同身临其境感受到健儿的恣意驰骋和昂扬姿态。

南北朝时期多元的文化基因极大丰富了咏侠诗的内容，情感和表现形式，使侠文化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更加的纯粹和精炼，使咏侠诗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同时也为唐朝咏侠诗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其间的三百余年中，除西晋存在短暂的统一外，绝大多数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而这种政权上的动荡和分裂，却催生出意识形态的解放和繁荣。所谓乱世出英雄，时局动乱为侠的再次兴起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思想上的解放又将侠从群体形态推向文化的新境，赋予其高尚的精神和不羁的人生态度，使侠成为文化载体和精神脊梁。

这一时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为侠文化留存了一方滋养的土地，为后世侠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调，促使侠成为中国人心底里隐藏的品格和梦想。时至今日，侠的实体形态虽己消失，而侠文化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活跃于文学与影视作品中，成为大众所传颂赞扬的永恒话题。